1449年,土木之变爆发,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朝中局势大乱。
战局稍定,瓦剌狼子野心,决意乘势进攻北京,将明朝置于死地。危难之时,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率军保卫北京,挽救了风雨飘摇的明朝。
于谦一战成名,堪称再造大明。
然而,这般英雄,最终却下场凄惨,活生生被斩决于崇文门外。
于谦如何再造大明?他又因何而死?于谦之死,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
这一切,都得从正统十四年说起。
自明朝建立以来,四周便强敌环伺,位于西部的瓦剌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明英宗时期,双方矛盾彻底爆发。
彼时,瓦剌派遣大军南下,劫掠明朝边境。消息传回朝廷,明英宗震怒,在宦官的鼓动下,明英宗竟决意亲征瓦剌。
然而,明朝军队在土木堡附近打了一场大败仗,就连明英宗本人也被瓦剌军队俘虏。
一国之君被俘,这对明朝而言无异于奇耻大辱。
更让明朝群臣崩溃的是,瓦剌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反而多了几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底气。瓦剌以明英宗的性命为要挟,频繁向明朝索要财物,甚至要求明朝开关放行。
大厦将倾,为挽救明朝,于谦等人上书孙太后,请求暂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帝,史称明代宗,又称明景帝。
景帝一朝,于谦是毫无疑问的军国重臣,而他所需要面对的第一个考验无比艰巨,那便是守卫北京城。
瓦剌来势汹汹,竟然妄图直取大明帝都,倘若北京失守,那么明朝的气数便当真走到了尽头,所有人都将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大难当前,身为兵部侍郎的余谦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
于谦认为,想要守住北京城,当务之急是要确保充足的兵力。于是,他在第一时间上书景帝,调动一众援军来到京城。
与此同时,于谦还下令将通州仓库里的粮食全部运送入城,大战当前,除了兵马以外,粮草也同样不可忽略。
为了加快运送粮草的速度,于谦利用赏金发动了北京城中的民众,这招可谓一箭双雕,既让老百姓安心,不用担心吃不上饭,又提高了粮草入城的效率。
战争前夕,于谦招募新兵,赶制兵器,并请求景帝下令,宽恕从土木堡逃回的士兵们,让他们戴罪立功,加入守城大军。于谦更不忘肃清北京城内的奸细,为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部署完成后,于谦为守卫北京城制定了专属战略,他告诉众人,必须坚持一边战,一边守,两者都不可放松,只有这样,北京城才有一线生机。
事实证明,于谦的判断完全正确。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守城之战中,于谦充当了明朝军队的精神图腾。
瓦剌军队兵临城下时,看见士气高涨的明朝军队不由大吃一惊。
他们原以为,在历经重重打击后,明朝军队势必一蹶不振,军纪涣散。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明朝兵部还有个于谦,他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明朝军队的精气神。
于谦下令关闭京城所有城门,并自己站在队伍最前列,向所有士兵表明着死战的决心。士兵们受其鼓舞,宁愿战死,也决不投降。
面对瓦剌以明英宗为名的劝降,于谦更是不屑一顾,劝说景帝力战到底。
在他心里,社稷为重,君为轻。倘若为了营救英宗,而牺牲北京城与整个大明,那无异于本末倒置。
正因如此,蒙古军队意识到,明朝军队铁了心要和自己死战到底。时间一久,他们恐怕讨不到半点好处,于是匆匆退兵。但于谦仍穷追不舍,昼夜兼程追击瓦剌残军,直到将他们逼退回漠北才肯罢休。
于谦死守北京城五日,直接逆转了明朝的命运。
因此,史书上将于谦称为“再造大明”之臣,属实毫不为过。
这样一个忠诚而英勇的臣子,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呢?
守卫北京一战后,明朝上下人心振奋。这场漂亮的战斗,是一场大快人心的彻底反击,帮助明朝挽回了土木之变后的颓势。
随后,朝臣在景帝的带领下,展开了国家的重建工作,而“再造大明”的于谦自然成为了景帝信赖的臂膀。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明朝社会焕然一新,颇有几分往日气象。君臣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尽管瓦剌败退,大明重整旗鼓,但仍有一团巨大的阴云笼罩在明朝上空,那便是前任皇帝,明英宗。
景帝即位后,为了保证皇室名分不乱套,他在朝臣的建议下,将明英宗尊为太上皇。于谦率兵击退了瓦剌,却没能在当时救出明英宗。
转眼间,明英宗被困蒙古已经一年有余,究竟是否要迎回明英宗,成为了朝臣们热议的话题。
在这个问题上,于谦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认为,为了保证国家社稷安稳,必定需要迎回英宗。
英宗被俘,这是明朝前所未有的耻辱,唯有迎回英宗,才能洗刷这份屈辱,安定民心。
最开始,景帝顾忌到自己的位置,对于谦的建议颇不情愿。但在于谦的劝说下,景帝最终决定以大局为重,迎回太上皇。
于谦或许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自己当年的这份执着,害得他命丧黄泉。
英宗回京后,景帝仍然不能放松戒备,他干脆将英宗直接囚禁在了南宫里,让英宗与外界断联了整整七年。他们二人虽为兄弟,但无奈生在天家,骨肉情分早已磨灭,只剩下了无边的算计。
然而,景帝日渐衰败的身体,却让他注定要输掉这一局。
1457年正月,景帝重病,很快便卧床不起,他废黜了英宗原本的太子,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
七年的囚禁令英宗对景帝产生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在石亨与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英宗发动“夺门之变”,趁着景帝病危,重新夺取了皇位。
新帝上位,自然要清算旧臣,而于谦便成为了明英宗第一个开刀的对象。
众所周知,于谦不光是大明的肱股之臣,更是景帝私人的亲信。英宗复位后,于谦立刻被抓入大狱,在商量如何处置于谦时,明英宗本有所顾忌,但架不住徐有贞的怂恿。
徐有贞振振有词的告诉英宗,想要复辟这件事师出有名,那么就一定要斩杀于谦。
就这样,于谦被冠以谋逆之名,在闹市被当街处死,连尸体都没有得到收敛。于谦的家人也下场凄惨,全部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从表面上看,于谦之所以必死无疑,是因为英宗复辟需要确立威信。但实际上,于谦之死背后还隐藏着更多深意。
实际上,于谦之死背后折射了明朝政局的权力结构。简单来说,景帝在位时,于谦大权独揽,推行改革,同时得罪了武官、文官与宦官三个政治集团。
景帝在位时,于谦尚有皇帝的庇护,可一旦景帝倒台,这三个政治集团都不会放过于谦。他们势必会轮番在新皇帝耳边吹风,一来二去,假的都能说成真的。
再加上这位新皇帝本就心怀戒备,更不喜欢于谦强硬的做事方式。只要多怂恿几次,就一定会对于谦下手。
因此,于谦之死,是一种必然。
北京城战役后,满朝文武百官都松了一口气,只有于谦不敢放松半分,他判断瓦剌一定会再起波澜,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整顿军队,巩固国防。
而于谦整顿国防的重要举措,便是严抓贪污与改革军制,这两项活动势必会触及到武官们的利益。但是,于谦无所畏惧。
景帝将于谦封为少保,给予他总督军务的权力,于谦便利用这种权力整肃军纪,他严惩贪污怠职的官员,一个也不放过,还处罚了一大批冒领军功的将领,弄得这批武官怨声载道。
与此同时,于谦还创立了团营制度,改革京城部队的军制,重新挑选值得任用的士兵。这等同于变相断了武官旧部们的财路,难免遭人嫉恨。
至于文官们,则大多信奉制衡法则,认为于谦权柄过重,必须加以约制。
于谦虽名义上是兵部尚书,但实际上他所能辐射的范围极其广泛,几乎可以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兼领朝政。
于谦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甚至拥有了超越宰相的权势。再加上景帝对于谦的看重,很多时候,群臣会不自觉以于谦的意见为导向,处理朝政。
尽管于谦品德出众,刚正不阿,从未有过逾矩之心。但对于文臣来说,于谦的存在本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在他们看来,铲除于谦,反而对国家社稷有利,因为大明江山的稳固,不应当倚仗于谦一人的德性。
除了这批反感于谦权势过大的文官外,还有一批文官与于谦有私仇,那位极力劝说明英宗杀掉于谦的徐有贞便是其中之一。
国家危难之际,徐有贞主张“南迁”,因此被内外朝取笑,久久不得升官。徐有贞知道于谦是景帝面前的红人,所以想求于谦帮自己在景帝面前说说好话。
景帝本人对“南迁”之语深恶痛绝,甚至大大斥责了徐有贞,认为其失去了读书人的气节,带坏翰林院的学生。
实际上,这与于谦无关,但徐有贞认定是于谦教唆景帝贬斥自己,从此之后便结下了梁子。
至于宦官,他们痛恨于谦实在是情理之中。
于谦一心扶持君王,向来看不惯宦官团体阿谀奉承的丑态,更对宦官贪污深恶痛绝。在宦官眼里,于谦抢走了皇帝对他们的宠信,只要抓住机会,定然要落井下石。
在当时的朝廷上,于谦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端。
他不结党,也没有私心,更是两袖清风,无牵无挂。于谦被处死后,朝廷竟不曾在他家中搜出半分钱财。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理想士大夫,在朝局中当然会显得格格不入,树大招风。
处死于谦后,明英宗也曾有过后悔,但一切都已经晚了。于谦曾守护皇城,最终死在了这座他用生命所捍卫的城里,着实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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