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贫道”，姜钧（谢先铭）先生说：可以这么说，这是道士“自爱不自贵”的谦称，认为自己道行不高。但是若因此认为道士就应该隐姓埋名，守住贫穷，不思进取，那就是对老圣智慧的歪曲和亵渎，诋毁和诬陷！

为何这么认为呢？姜先生说：“道士”者，为道之士也。士，通古今，辨然否也。即是说：道士乃是博古通今、懂得审时度势、明辨是非、善于自我选择的高士、“智慧达人”，不能认为出家念经的都堪称道士，更不能认为修道者就得甘守贫穷，与世无争。

老子因史料匮乏被司马迁称为“隐君子”，不料被后人演绎成“出世者”

姜先生说：后人对老子其人其作《老子（道德经）》的误解、曲解，除了魏晋玄学千余年的影响之外，还与三教的分分合合，相互借鉴有关，更与司马迁的记载有关。

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国以外的史书档案荡然无存，西汉初年，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直到武帝等时期，虽经官府多方搜寻，所得者也不过沧海一粟。司马迁遍访各地，但对于老子事迹的考察却无法详备，只好广征先秦诸子零碎记载，加之坊间传闻，以“或曰”“或言”“盖”等不确定说法来充实老子资料。因此才有了广为流传并被作为“信史”的记载：

“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因为“世莫知其然否”，所以只好说老子是一位“隐君子”，这是司马迁的无奈之举。可是后人却以此为据，对老子进行了“出世”和神化的各种演绎。这是司马迁始料未及的。

事实上，科技发达的西方世界普遍尊崇老子及其思想，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说：“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希腊相媲美……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道家有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它是后来产生的中国一切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

老子说，只有权力接受社会监督而不生事，天下人才会富裕

姜先生说：老子没有说过要人要守住贫穷的话，叫人贫穷纯属愚民教化思想，而老子没有愚民教化思想，他只有“愚君”思想。在《道德经》的语境里，“愚”与“知”是一对反义词，“知”喻指心机智巧、权诈之术。

比如20章“我（圣人）愚人之心哉”。65章又说：“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夫民之难治也，以其（君主）知也。故以知知国，国之贼也；以不知知国，国之德也。”

那么如何才能让天下人回归自然而致富呢？老子说得很清楚、很果断：

“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无欲而民自朴。”

所谓禁忌，就是侯王出于一己之私而设立的所谓“礼法道德标准”，这种规范标准越多，民众受到的束缚就越严重，民众因此丧失自由和创造活力而陷于贫困。

所以民众贫穷不是“自然”的，而是“天下多忌讳”造成的。事实上，万物没有甘心受约束的，人更是如此。

文中的“我”与“民”，对应于“道”与“万物”，“我”能“无为”、“好静”、“无事”、“欲不欲”，“民”自然会“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就是权力者无为，不强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让民众“自化”即自由发展，这正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为道要求；

所谓“我好静而民自正”，就是权力清静淡薄，民众不走歪门邪道，行为端正而有正气，因为“清静为天下正”，权力守静是天下正义的基石；

所谓“我无事而民自富”，就是权力不因“贵生”而“贵难得之货”，对下横征暴敛，施行盘剥，民众自然会富裕起来；

所谓“我无欲而民自朴”，当权者无私无欲，不抛出名利诱饵，“使民心不乱”而民众归之于自然淳朴而自律。

老子在这一章指出“民弥贫”的根源在“侯王”，即“我有事”，是权力所规定的各类禁忌行为，老子在77章又说：

“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

人民的饥饿、动乱、轻死，是因为“其上”重赋、有为、厚生。

老子希望侯王要“爱民治国”，不要“有为”而滋生事端，让百姓失去自由和创造力，而应该以“以百姓心为心”，让人民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才能“众人皆有余”，这样的侯王，才能“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天下皆乐推而弗厌也”。

老子注重社会财富的积累，为何却遭到世人的误解

姜先生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任何一家反对社会财富的积累，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最讲究等级秩序，但并不妨碍他追求富贵而讨厌贫穷，只要能挣钱，哪怕是个为人执鞭开路的小士也不在乎，前提是必须合乎道义。

佛陀说：“以财物利益事，摄受众生。”只要能弘法利生，钱财也是多多益善的。

道家没有等级意识，“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谓袭明”，“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而《道德经》要论述的重点“无为”，强调的正是让大众监督权力，让权力释放能量，为百姓松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民众不受权力约束会自由发展，自由创造财富，可见“无为之益”，一是让权力者从控制百姓的劳碌中解脱出来，二是让天下百姓获得自由而创造财富。

老子还说：“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财富乃天下之财富，非一家一人之财富，惟有挣脱权力，周流天下，才符合"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法则。

但是，三家重视社会和个人财富积累的主张被后来的儒教、佛教和道教，尤其是宋明理学思想给稀释了，程朱要“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仁义忠孝就是天理。元代以后，天理被极端化，仁义忠孝被模式化，仁义就是一切，钱财就是罪恶。

同时，宗教出于民众的修行需要，当然会对老子思想进行选择性改造、嫁接、拓展，强调的重点由国家治理转移到个人修行，这是由宗教的性质决定的，并没什么是非对错。

但是，由于三教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深远，所以但凡说到老子思想，往往会给人一种只重个人精神层面的炼养，而不重视个人才能发挥的印象。事实上，实现个人价值的“无不为”目标，才是解读《道德经》应该注意的问题。否则，就会偏执偏信，不仅会曲解《道德经》，更会宗教化老子。

老子的“不争”是指强者不与弱者争，“不争”是强者的自然选择。

姜先生说：普度众生、离苦得乐是自己先乐，才能带动大家一起乐，这才是“道”；自己精神上、物质上都一贫如洗，又没有一技之长，不能惠益众生，你度谁啊？

所以，不要以为入了道了就可以“安贫乐道”了，那是大糊涂！贫有贫道，富有富道，我只希望人人富有，只要“成功而弗居”，不“贵富而骄”，就不会“自遗咎”。

同时，姜先生提醒说：老子没让任何人“与世无争”，所谓“不争”本指侯王不与民争，强者不与弱者争，是“知其雄守其雌”的不争，因此“强”是前提，“守雌”是强者的自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