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米是谁发明的（世界上的第一粒米）

摄影/本刊记者 孙自法

世界上的第一粒米

本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1.12.6总第1023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国家博物馆 “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展厅正中央，陈列着一粒炭化的稻米。在放大镜和灯光下，其表面呈现出斑驳的焦黄色。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粒驯化稻米，也是全球最早的一粒米，距今已经将近1万年。

1万年前，水稻和麦子等植物相继被人类耕种和驯化，它们让人类终于可以储存下食物，不用逐水草而居。粮食带来了农业革命，催生了定居社会，开启了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关键一步。全球现存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位于浙江省上山遗址群。

去年6月，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一张A4纸上写下八个字：“万年上山，中华稻源。”这八个字就是为浙江上山遗址群题写的。而考古学家严文明则将上山遗址称为“远古中华第一村”，因为这里出现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定居遗迹。

根据地层学、类型学分析，结合碳十四年代测定，以稻作起源为特点的上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是1万年前后，中期是9000年前后，晚期为8500年前后。年代最早的永康庙山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都达到了1.1万年前后。

“我们在‘村庄’里找到了稻，但是还没有找到‘稻田’，这是上山文化最大的未解之谜。”上山遗址发现人和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山文化的考古发掘还远远不够。考古人员希望未来能找到耕作区，从而还原上山先民耕种水稻的完整证据链。

东亚大陆第一缕炊烟

2000年9月，浙江省的一支考古队在浦江县发现了一处良渚文化的墓葬。当时浙江考古界对良渚文化的分布是否越过钱塘江尚有争论，如果在这里找到了良渚文化的墓地，意味着良渚文化已经跨入钱塘江之南，争论就可以终结了。考古队员兴奋异常，摩拳擦掌打算扩大勘探范围。

这是“上山”这个小地名进入考古史的一刻。考古人员很快发现，这里埋藏着远远早于良渚文化的陌生遗迹。进行到第二年，他们清理出一个11米长、6米宽、由三列柱洞构成的结构较完整的建筑基础，接着，体积庞大的砺石、大口盆陶器等陆续出土，大口盆内部还残留着一些稻壳。

后来的研究证明，上山文化的陶器是中国也是全球最早的彩陶，这些建筑基址是中国最早的村落，而星星点点的稻谷、稻壳等遗物，则是世界上最早种植、驯化水稻的证据。

在上山遗址出土的稻遗存中，考古人员分析出了小穗轴的残体。小穗轴是判断栽培稻和野生稻的依据，这些小穗轴既有栽培的特征，也保留着野生特征，可见处在稻驯化的初期阶段。陶器的胎土中掺杂着稻壳、稻叶、稻穗和植物茎秆，因此也被称为夹炭陶。上山早期绝大多数夹炭陶，都掺拌了密密麻麻的碎稻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砻糠，即脱粒取米后的碎壳。人们有意识地在食用稻米之后，将这些稻的残余物羼合在陶土中制作陶器。

从2000年至今，浙江已经发现20处上山文化的遗存，更多前所未见的遗物浮出地表。

国博展厅里，一具完整的人骨躺在复原墓中，墓主人曲身侧卧，腹前随葬着一只红色陶罐，仿佛正怀抱着罐子熟睡。2019年，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了两座上山文化晚期的墓葬，出土的两具人骨，被称为“最早的浙江人”。

在离这位浙江先民不远的陶壶中，研究人员检测出了一种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与低温发酵的特征相符，而低温发酵是酿酒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酿酒的证据。

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注意到上山文化出土的小口鼓腹罐。她说，小口鼓腹罐是中国南北方都有的一种古老器皿，上山文化中的这些是最早的。黄河流域至少五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小口鼓腹罐，经科学检测，确认都是酿酒器。

“这种器形显然是和酿酒有直接的关系。”刘莉说，桥头遗址的陶器里还发现了霉菌和酵母，一些特殊的霉菌是专门用于酿酒的，是制麯中非常重要的微生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用麯来酿酒的方法也是在上山文化开始的。”

“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

源自西亚的大麦和小麦，中南美洲的玉米和东亚的水稻，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而水稻如今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人口。从全球来看，农业的起源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世界上主要栽培作物的驯化时间，大多都起始于距今1万年前后——这与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的全球气候变化直接相关。

全新世时期从11700年前持续至今。在之前的更新世时期，有冰期与较温暖的间冰期的交替，人类进化并走向世界各地，以狩猎者和采集者的身份小群体生存。到了全新世，世界上几个地方都发生了一次跃进：人类开始种植植物，生产更多的食物并全年储存，这让他们不必到处迁徙，从而进入定居时代，农业社会也由此产生。

据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学院教授、国际知名植物考古学家傅稻镰(Dorian Q Fuller)介绍，考古学家已经在全球大约20个地区发现了种植植物的最早证据。包括中美洲和南美洲、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草原、两河流域上游山谷周围的西南亚草原、印度热带草原，以及中国至少两个广阔区域——黄土高原北部草原以及长江下游中部的森林和湿地。靠近长江三角洲地区南部边缘的上山文化，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目前有四个地方发现了万年之前的稻遗存：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以及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仙人洞、吊桶环和玉蟾岩都是洞穴遗址，食用的还是野生稻；而上山遗址是露天遗址，说明上山先民已经走出洞穴，进入季节性半定居状态，并且开始耕种和驯化水稻。

要证实人类的耕种行为，需要一系列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上山文化中有充足证据链。比如，一整套农业生产工具：疑似收割工具的石镰，加工稻米的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锛可能与刀耕火种有关；陶器则意味着人类开始蒸煮稻米，甚至酿酒等等。“目前中国稻作农业的源头只能追溯到上山文化，只有上山文化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人类耕种行为的考古证据”。

“上山稻作包括了栽培、收割、加工、碾磨的一系列证据，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上山遗址发现人蒋乐平说，上山人已经走出洞穴定居，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

不过，上山人早期耕种的区域还没有找到。蒋乐平推测，由于上山文化遗址都在三到五米的台地上，而稻田很有可能处于遗址外围地势较低的平缓地带，寻找当时的耕作区，是最大的未解之谜。耕作区将使耕种行为的证据链更完善，也会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耕作的内容。

对于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则提出，也许还有更早的源头，只是暂时还没有发现。目前上山文化的20个遗址大多都分布在金衢盆地，约3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经过更多的考古工作，在金衢盆地内部和外部都可能发现更多遗址。“我相信农业起源可能不是一个点，也许是更大范围的一个地区。但目前来说我们最肯定的、考古证据最充足的当然是这个地区：上山遗址和上山遗址周围的聚落。毫无疑问，它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定居社会。”陈星灿说。

从“南稻北粟”到“南稻北麦”

从万年前起源，走到距今8000年前后，是农业起源的关键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说，这一阶段常年定居村落出现，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中国发现的明显带有稻作农业特点的早期考古遗址，大都属于这个时期，例如湖南澧县的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和嵊州小黄山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和邓州八里岗遗址等。

漫长的稻作农业起源过程终于宣告完成，是在距今5200年至4300年间的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在环太湖地区，这一时期人口大幅度增长，建成了规模宏伟的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考古专家认为，这与稻作农业的高速发展直接相关。

“一个距今5000年前的区域性古代社会群体，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与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无关的劳役，反映出当时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赵志军说，由于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仅需要投入一部分社会成员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为全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在中国北方，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遗址与上山文化几乎同期。东胡林人吃的不是稻米，而是粟，也就是小米。东胡林遗址出土了少量的炭化粟粒，很可能已经开始耕种小米。

这意味着，“南稻北粟”的中国农业格局，在1万年前就形成了。赵志军说，距今5000年前后，南北方都进入农业社会阶段之后，以水稻为主体农作物的生产特点至今都没有改变。

然而，北方旱作农业在发展进程中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起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中国。凭借其优良的高产品质，小麦对中国本土的粟和黍两种小米产生了冲击，并逐步取代小米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从此奠定了数千年来“南稻北麦”的中国农业生产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农业不仅喂饱了人，也塑造了人类社会，对农业起源的探究，意义远在农业之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农业起源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为例，水稻在灌溉、水利、水管理等方面比黍粟复杂得多，因此稻作对自然的依赖性更强，对社会组织复杂性的要求也更高。不同的农业形态还会影响到古代的宗教信仰、观念乃至美术等等方面，在这方面，未来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