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简介（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文 | 陈漱渝(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在一般人印象中，许广平是作为鲁迅夫人存在的。有人曾将许广平比喻为“月亮”，但许广平这个“月亮”并不是完全依靠鲁迅这个“太阳”发光。她是一个独立的光源体。所以我在文章开头就要强调，许广平是一位独立的作家、社会活动家。
说许广平是一位独立的作家，有一部三卷本的《许广平文集》为证。这套书在20年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共有380万字，其中有诗歌、杂文、散文、论文、回忆录，共389篇，囊括了许广平从1917年至1966年近半个世纪的作品。她应该还有一部分日记，只见引用，未见出版。380万字并不少。鲁迅的创作（不含译文、古籍整理）汉字用量也只有300万字，所以说许广平是一位独立的作家并不是溢美之词。许广平回忆鲁迅的文字更是传世之作。只要鲁迅研究这门学科还存在，许广平的这些回忆录都是鲁迅研究的入门书。虽然不同人可以有不同评价，许广平回忆录本身也的确水平参差不齐，但她的鲁迅夫人身份，决定了她的回忆录无可替代。

鲁迅、许广平与他们的儿子周海婴

许广平还是一位独立的社会活动家。她学生时代就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鲁迅跟她的感情也是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建立的。1926年许广平到广东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训育主任之后，跟校内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许广平成为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成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她又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元老。与此同时，她还被推举为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许广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还先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她担任这些职务，不能说跟鲁迅夫人的身份毫无关系，但同时也取决于她本人一生的斗争史。
高门巨族的叛逆者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出生于广东。她原名许崇媊，在许家排“崇”字辈。许广平不乐意带“女”字的偏旁，父亲就给她改名叫“广平”。原因之一，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广东成为抗英斗争的前沿阵地，改名“广平”是希望广东能够太平。原因之二，是唐玄宗时有一个宰相叫宋广平（宋璟），是历史名人。许广平自号“景宋”，因为她母亲是一个澳门侨商的女儿，姓宋，许广平以此表达对母亲的景仰之情。
鲁迅评论女作家凌叔华的作品时，说她笔下的女性是“高门巨族的精魂”。我套用鲁迅这句话加以改写，称许广平为“高门巨族”的叛逆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解释一下“高门巨族”。
许广平出生在广州高第街，这里有一座聚族而居的大院，里面居住的许姓亲属多达一二百人。许广平的远祖许拜庭是盐号学徒出身，后来发家成为了广东四大盐商之一；曾祖父许祥光，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为反抗英国军队进驻广州城，带头捐献了六万两白银购买武器粮饷，成为抗英爱国运动的领袖；祖父许应瑢曾任浙江补政使、浙江巡抚等要职，杭州岳坟附近还有他题写的匾额；父亲许炳橒，属庶出，体弱，不善经营，在大家庭中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跟鲁迅的父亲有些相似。
在许广平的亲属中，鲁迅提到或接触过的有三位：第一位叫许应骙，许广平的叔祖，曾任闽浙总督，著名的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分子。鲁迅在南京求学时，由于接触新思潮，他的叔祖父周椒生就强迫他抄写许应骙参奏康有为的奏折。鲁迅曾跟许广平开玩笑，说他“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第二位叫许崇智，许广平的堂兄，追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鲁迅跟许广平恋爱时，他担任过广东省政府主席。第三位叫许月平，许广平的妹妹，曾协助鲁迅在广州开设北新书屋。
说许广平是高门巨族的叛逆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读书，二是放足，三是抗婚。
按广东旧俗，“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学点刺绣，多少识几个字，能写封家书，就足够了。但许广平却跟家里的男孩子一起读书，不仅用广东话读，而且学习北方官话；不仅读四书五经，而且读课外书，甚至到图书馆读新书报。这在守旧的大家庭无疑是一种叛逆行为。
许广平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其中一位姐姐外号叫“玉观音”，脚裹得很小，到书房读书全靠老妈子背着，结果9岁就夭折了。许广平8岁那年，妈妈先用几口针为她穿耳，接着就是缠足。许广平用大哭大闹的方式反抗。许广平的妈妈就是小脚，刚结婚时绣花鞋可以立在酱油碟子里。但是，许广平诞生时，康有为、梁启超已经倡导维新变法，其中就包含了“戒缠足”，而且出现了戒缠足会这一类民间团体。许广平的父亲比较开明，支持她反抗缠足，还对她妈妈说：“你是胖人小脚，走路要靠两个丫头搀扶，女儿将来若嫁了乡下人，缠了双足岂不受苦。”后来父亲把许广平抱到祖母那里，替她解开缠脚布，终于逃过了这一劫。

1927 年10 月4 日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许广平的父亲在缠足问题上比较开明，但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仍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最不应该的是，许广平刚出生三天，父亲喝醉了酒，竟在头脑发昏时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劣绅的儿子马天星。那家人在乡间为非作歹，口碑极坏，事后许广平的父亲虽然内心反悔，但仍收下了马家的聘礼。许广平懂事之后，从家中一个老仆人口中得知此事，内心受到极大摧残，想拼死反抗，后来知道拼死不能解决问题，女性只有具备独立工作能力，人格才能随之独立。1917年，父亲去世，许广平投靠在天津的姑妈，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第二年获得了公费资格。后来马家催婚，在二哥的帮助下，许广平于1921年彻底解除了婚约。
由此可知，许广平是一位叛逆的新女性。反抗旧礼教、反抗旧社会，这就是她跟鲁迅结合的思想基础，也是她斗争精神的一个侧面。
鲁迅相濡以沫的伴侣
1923年，许广平结识了鲁迅。1925年，两人开始鸿雁传书，继而暗生情意。1933年4月，鲁迅将自己与许广平1925年至1929年间的通信共135封结集出版，取名《两地书》。作为学生和寻路者，许广平向鲁迅询问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鲁迅的回答不仅对许广平有指导意义，而且对读者也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早有研究者指出，《两地书》不能仅仅当成情书来读，而应该视为一本严肃的社会评论集。但这也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情书。比如，1926年9月30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写道：“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许广平10月14日晚复信说：“‘邪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邪视’，我想，许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罢！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你何妨体验一下？”双方通过这种幽默的方式传情，以表达对对方无限忠诚和无比信赖。

鲁迅寄给许广平的明信片

1929年5月17日许广平致鲁迅信中，颇为体谅鲁迅旅途的辛苦，用她的“魄力”来抵抗分别期间的无尽思念；将自己的饮食起居一一叙述，务求其详，琐碎到剥瓜子、看小说、睡午觉、访邻居……对于寄信的情况，许广平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写：“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然而也不喜欢托人带出去，我就将信藏在衣袋内，说是散步，慢慢的走出去，明知道这绝不是什么秘密事，但自然而然的好像觉得含有什么秘密性似的。待到走到邮局门口，又不愿投入挂在门外的方木箱，必定走进里面，放在柜台下面的信箱里才罢。那时心里又想：天天寄同一个名字的信，邮局的人会不会诧异？于是就用较生的别号，算是挽救之法了。这种古怪思想，自己也觉得好笑，但也没有制服这个神经的神经，就让他胡思乱想罢。当走去送信的时候，我又记起了曾经有一个人，在夜里跑到楼下房外的信筒那里去，我相信天下痴呆盖无过于此君了……”鲁迅给许广平写信则更加用心，不仅详细汇报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而且连信笺也精挑细选。比如，1929年5月13日鲁迅给许广平信的信笺上就印了三个通红的枇杷，并一首诗：“无忧扇底坠金丸，一味琼瑶沁齿寒。黄珍似梅甜似橘，北人曾作荔枝看。”因为许广平腹内怀子，鲁迅故以含籽的枇杷为寓。另一七绝是：“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这同甘共苦的并蒂莲，正是鲁迅和许广平以沫相濡的象征。鲁迅1929年跟许广平通信时，他们已经相恋四年、同居两年，但仍保持了初恋时的激情，每次收到对方的信都有“喜出望外”之感，这并不是一般夫妇都能做到的。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札

鲁迅与许广平共同生活的十年是相濡以沫的十年。这段时期，鲁迅居无定所，许广平也跟着一同辗转流离。十年间，许广平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牺牲自我，甘当无名英雄，无微不至地照顾好鲁迅的餐饮起居。鲁迅经常对朋友说：“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貌似抱怨，实为感激夸赞。此外，许广平还帮鲁迅誊抄稿件、校对文稿。鲁迅生平最后十年的创作数量超过了此前的20年，显然离不开许广平这位幕后的无名英雄。
鲁迅去世之后，除了培养独子海婴之外，照顾鲁迅母亲和原配朱安的职责也落到了许广平肩上。1938年10月，许广平曾在《文艺》半月刊二卷二期发表《纪念还不是时候》一文，向九泉之下的鲁迅诉说自己的艰难处境：“你曾说过：‘我有一个担挑，一边是老母，一边是稚子。’自你死后，不自量力然而也逼于无奈的我，硬担起来了。稚子在旁，体弱多病；提携抚育，废寝忘食。老母在平，年高体衰，生活之需，虽由我勉强筹措；然而亲友无多，相见且难，遑论照料。则其悲戚，谅不待言。所谓事姑育子，诚有未尽。倘精灵不泯，尚荷督我助我，先生先生，我向你伸手了! ”
的确，在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抚孤成年非常不易。海婴自幼多病，动不动就咳嗽气喘，只能长期休学在家静养。在他身上，许广平倾注了全部母爱，耗费了大量心血：每天量体温，每周称体重，每月照X光。从1938年5月起，每周带他去医院注射三次。
鲁迅去世之后，在悲怆的心境中，母亲仍不忘抚慰远在上海的儿媳。她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多次满怀感念之情地写道:“你因佩服豫才，从以终身。现在豫才盖棺论定，深得各国文人推崇，你能识英雄于草昧也不失为巾帼丈夫。已有一部分的人，很在赞扬你呢。”“自从大先生过去后，一切事体赖你主持。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如无你这样一位能干而贤慧的人，我更要痛苦呢。”“我并非同你客气，这真是我的福气。我家有你这位贤淑又能干的人，又这般能体贴我，我一直是将你看作自己的女儿一样。”1937年初，许广平曾想北上侍奉母亲，但母亲担心她受到周作人夫妇的欺侮，忍痛劝阻了。
对于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生活，许广平也竭力维持。她写信给朱安说：“你的生活为难我们是知道，而且，只要筹得到，有方法汇寄，总想尽办法的。以前知道寄款不易，在胜利前先托人带上巨款，也是此意。……来信说不肯随便接受外界捐助。你能够如此顾全大局，‘宁自苦，不愿苟取’，深感钦佩。我这些年来一切生活不肯随便亦是如此。总之，你的生活我当尽力设法，望自坚定。社会要救助的人很多，我们不应叫人费心。至于报上说有人想捐一笔款，买下藏书，仿梁任公办法放图书馆内，我们不赞成的。……如果有人说及，谢绝好了。”对于许广平的长期资助，朱安曾多次表示感激。她临终前一周（1947年6月23日）致函许广平说：“我的病恐怕好是不容易的事……您对我的关照我终生难忘。您一个人要担负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临终前一天，她神智甚清，曾对来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6月29日，朱安病逝。逝世前，她将麻料里子一块、蓝绸裤料一块送给许广平以作纪念。
对抗日寇的女战士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美不宣而战，日本军队迅速进驻了租界，上海全面沦陷。12月15日晨5时，十余名日本宪兵队的便衣和若干旧法租界巡捕房直辖人员，冲进许广平霞飞路寓所开始搜查，前后长达两小时之久。晨7时，敌人把许广平押上一辆无篷的空货车，还抄走了两大包东西，里面除了《鲁迅日记》手稿之外，还有一部《鲁迅三十年集》，鲁迅、许广平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十余枚图章，以及《上海妇女》等书刊，就连海婴一本简陋的集邮簿也没有幸免于难——因为里面搜集了各国邮票（发还时有一些苏、英、法等国的稀有邮票被敌人撕了）。
开到日本宪兵队总部后，许广平填了张表格，交出手套、手表、随身带的100多块钱，最后连裤带也给收缴了。上午9时许，一个满脸横肉的叫奥谷的曹长开始对她进行审讯，一直持续到晚9时。
关押许广平的是五号囚室，里面只有上海普通客堂间一般大，但关押着四十六七个囚徒，男女混杂，像沙丁鱼一样并排躺在地板也是铺板上。囚室北面是厕所，南面躺着一个遍体水肿、脓血直流的垂死犯人。许广平挤在西面四五个女囚徒之间，左面传来茅厕的臭味，右面传来脓血的臭味，这本身就是一种难熬的苦刑。清晨4时起床后，犯人集体围着两个装酱油的旧木桶洗漱。吃饭用的是龌龊的筷子和脱了瓷的洋瓷碗，吃的是米麦混合物，冷冰冰的。改善伙食的时候，偶尔也吃些鱼肉，不过鱼的肠肚都没有清除，放在饭上腥臭扑鼻；肉是死军马肉，黑而且硬，每人只能分到两小块。一个20多岁的中国士兵向许广平介绍对付敌人的经验：“最要紧的是前后口供一致。实在应付不了的时候，就是哭哭啼啼或夸大些痛苦也不要紧，像你们女人最好应付。”
许广平被捕的头四天，敌人轮番施展了“欺、吓、哄、诱”种种手法，毫无效果。第五天，“横肉”开始动武了。受刑之后，许广平两眼肿得像青紫色的核桃，被马靴踢过的大腿结成硬块淤血，身上留下了道道鞭痕。敌人疯狂跳踉，使许广平知道了她被捕的真实原因：原来是要通过她追查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许广平跟进步文化界的广泛联系和她不堪刑辱的体质，使敌人把她当成了理想的突破口（翻译偷偷对许广平说，只要她能提供上海进步文化人的情况，就可以被释放）。然而，即使在受刑最苦的时候，许广平也始终恪守着“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存团体”的信念。
第十天的夜里，许广平被转押到一号囚室。“横肉”问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仔细。每一本作者签名赠送的书，他都一定要追问作者的情况、跟作者认识的过程、作者当时的住址，等等。如果一位作者赠送了两本书，他就要追问哪本书送在前、哪本书送在后。如果许广平的回答和书的出版年月不符，那就会成为莫大的把柄。这样，许广平便需要对每本书预先编造一套应付之词，而且要经得起敌人反复盘问。不然，稍有漏洞，前面的口供就会被全盘推翻。这样，每问一本书就如同过一关。为了有效地跟敌人斗智，许广平吸取了那位中国士兵的经验：“最要紧的是前后口供一致。”在受刑后头昏脑涨的情况下，许广平每天晚上仍坚持将白天的口供重温一次，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敌人突然发问，她也能做到应付裕如，不露破绽。
到12月30日，“横肉”见实在问不出任何结果，便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叫许广平写下被捕后的“感想”。许广平只在纸上写了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做坏事，只望快快恢复自由，使得我可以好好去照顾孩子。”1942年2月27日，许广平被带出了囚室，发还了带来的物品和抄走的两包东西，而后跟七个男难友一道驶到了 “调查统计局驻沪办事处”。一个小个子的负责人问许广平：“你有没有熟识的店铺可以作保？”她想，中国店铺不适宜给这种地方作保，于是说：“我在上海这些年，最熟的是内山完造先生，他作保可以吗？”“小个子”说：“顶好不要东洋人作保，你再想想看。”这时，许广平虽然希望尽快获释，但为了不使同胞受到牵连，坚持说：“想好了，还是只有内山先生认得，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认不得许多商店。”“小个子”没有法，只好允许她跟内山书店通了电话。当晚，“小个子”又把她带进一间房，里面有七八个人。他们叫许广平写下被捕经过，她担心敌人会改成服罪自白之类的东西发表出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什么东西也不想写。”
2月28日，内山完造先生和内山书店的中国店员王宝良为许广平办理了保释手续。3月1日下午，被关押了76天的许广平终于恢复了自由。

1948 年，许广平（中）与侯外庐（右）、郭沫若（左） 在“华中轮”上

四年后，许广平将她狱中的这段经历写成了《遭难前后》一书。郑振铎在该书《序言》中说：“她以超人的力量，伟大的牺牲的精神，拼着一己的生命，来卫护着无数的朋友们的。这是一位先驱者的大无畏的表现！这是中华儿女们的最圣洁的精神的实型！她在抗战初期的时候，曾尽了说不尽的力量，加入了好些重要的团体，其中之一是复社，还有一个是上海人民团体的联合的救亡组织。这些组织的份（分）子，人数很多，全靠了她的勇气和牺牲，得以保全着。”
鲁迅事业的传承人
毋庸置疑，鲁迅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作为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在鲁迅的事业中获得了永生。许广平说，对于鲁迅著作，她有许多异乎一般读者的感情。她跟鲁迅共同生活之后，鲁迅每一种译著的出版，往往由鲁迅跟她共同校对，有些作品则是他们共同完成的。
许广平参与编辑的鲁迅著作中，最重要的无疑是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这部书600余万字，囊括了鲁迅的著作和译文，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中国社会百科全书”。周海婴先生曾回忆了第一部《鲁迅全集》的诞生过程。他说，当时全集的编校工作在许广平霞飞坊64号寓所的客堂和亭子间进行。协助编校的人很多，空间狭小，因此桌椅相接。如要出进，旁边的人需要起立挪位。中午吃的是包饭，甚至吃的是路边摊。
鲁迅著作中有一个特殊部分，就是书信。鲁迅书信散存在收信人手中，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未能妥存。因此，征集鲁迅书信就成为保存鲁迅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任务。鲁迅去世不久，许广平就登报征集鲁迅书信，最终以一人之力征集到860多封，计通信者70余位。由于不少人希望许广平阅后能退还原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又无法一一拍照或复印，许广平只好选择了在杨霁云先生帮助下复写抄存的办法。由于抄写一次要力透五层纸，以致抄写者的右手中指很快就磨出了硬茧。鲁迅一生致亲友的信估计有6000多封，但至今搜集出版的只有1333封，许广平当年一人能征集到那么多，后来捐赠鲁迅博物馆的竟至982封，可见是很不容易的。

许广平在誊写鲁迅日记（1943 年11 月摄于上海）

鲁迅的文化遗产中还有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日记。鲁迅去世之后，为妥善保存他的日记，许广平先存在银行保险箱内，后想抄出一个副本保存，便临时取回家。不料日本宪兵队作为许广平的“罪证”带走，待她获释退还查搜之物时，一清点才发现失去了1922年的日记。幸亏鲁迅友人许寿裳抄录了若干条，现在已附录在《鲁迅全集》中。
1937年10月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需要收录一篇《鲁迅年谱》，由许寿裳、周作人、许广平共同完成。许广平在编撰过程中表现了一种高度求实的精神。比如，许寿裳撰写的1927年10月条目，原文是“与番禺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许广平改成了“与许广平同居”这六个简明的字。许广平感激许寿裳的好意，但她认为这些修饰语都是不必要的。她说：“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对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