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邓拓,都是因为“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当年引发过一场巨大的运动,也让“邓拓”这个名字充满了争议。
其实,在《燕山夜话》之前,邓拓就是我党宣传阵地上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主持过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还是建国后《人民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
那么,邓拓其人又有着什么样的传奇人生呢?
1912年,邓拓出生于福建福州闽侯县乌石山麓,父亲邓欧予是前清举人,曾在广西做过知县,民国成立后,回到福州以教书为生。
邓家虽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但论起积蓄与产业,却没有多少,因此邓拓幼时的生活非常清苦。但是,邓拓的精神世界却非常富足,在父亲和诸位兄长的影响下,邓拓阅读了大量书籍,上至古代典籍,下到近世名著,奠定了他日后雄厚的文学素养。
1929年,邓拓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主修法律,不过,他的目光并没有局限在学校内,而是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和劳苦大众。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若想实现真正彻底的改造,单靠资本主义和国民党是不足以实现的,于是,1930年冬天,18岁的邓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革命征程。
1932年,邓拓接到上级指令,决定在纪念“广州起义”5周年之际,发动工人游行,以此向国民党反动派施压。在这场游行中,邓拓虽是一介文弱书生,却走在最前列,举着旗帜,高喊口号,结果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入狱。
狱中的生活非常艰苦,邓拓只要松一下口,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早日出狱,但是,邓拓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反而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径。
直到第二年,在父亲和三哥邓叔君的多方求情下,邓拓才得以出狱,从上海返回福州,在家里休养了几个月。
1934年秋天,邓拓又考入了河南大学历史系,继续读书,尤其是对隐藏在中国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于1936年完成了一部《中国救荒史》,让当时的很多教授都佩服不已,认为此书填补了国内史学界对“救荒”领域研究的空白。
此时的邓拓,才刚刚24岁。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邓拓刚好从河南大学毕业,见到山河破碎,百姓蒙难,便北上晋察冀敌后根据地,与广大军民一起投入到了抗日的行列中。
1938年4月,邓拓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社长,开启了他在敌后战场上的宣传生涯。
因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印刷报纸的机器都是原始落后的油印机和石印机,纸张也都是粗劣不堪的粉带纸,但是,邓拓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而是集思广益,迎难而上,将这些困难逐一克服。
1941年秋,日军对《晋察冀日报》驻地南滚皮沟进行了大扫荡,日军扫荡之前,邓拓率领工作人员将印刷机器埋在地下,等到日军撤走后,他又带领大家将机器挖出来,继续进行印刷工作。就这样,来来回回七次,日军每次都是空手而归,而《晋察冀日报》的发行工作,却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从1938年4月到1948年6月,在这10年的岁月中,邓拓带领着工作人员,一共发行了2800多期《晋察冀日报》,像我们熟知的《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的母亲马老太太》等文章,都是通过《晋察冀日报》传遍全国的。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的聂荣臻元帅,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对邓拓给予了高度赞扬,说:“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大量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同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在邓拓的宣传工作生涯中,主持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笔。
早在1944年,为了系统性地向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刊印一部《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具体工作由邓拓负责。
接到这个任务后,邓拓不敢有半点马虎,将毛主席往日的著作细细审读,逐一排版,然后在河北阜平县境内的一座小山村里,印刷出版。
这一部《毛泽东选集》,共收录了毛主席的29篇文章,约50万字,邓拓在“编者的话”中写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要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
邓拓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就是《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早在1946年4月,晋冀鲁豫根据地要办一份报纸,起初的名字叫《晋冀鲁豫日报》,负责人去请毛主席题写报头,但是,毛主席觉得叫《人民日报》更好,并亲笔写下了“人民日报”四个大字,见下图——
到了1948年6月,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邓拓主编的《晋察冀日报》也跟《人民日报》合并,继续用《人民日报》的名字。
不过,这个时候的《人民日报》还不是全国性的报纸,一直到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成立时,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定为中央的机关报,毛主席也重新为它题写了报头,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见下图——
《人民日报》定为中央的机关报后,邓拓也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编辑,社长是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
邓拓上任后,为了办好《人民日报》,采取了多项意义深远的举措,要求报纸要联系实际和群众,要接地气,不能束之高阁,提出不论是编辑也好,记者也罢,都要去田间地头和工厂一线,深入了解进行采访,坚决不能出现“只当新闻官”的情况出现。
此外,邓拓还特地抽出时间,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署名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此来推动工作的改善。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人民日报》的总体质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广大群众中间广受好评,也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表扬。
1961年3月,邓拓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杂文,对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1962年9月,邓拓又与吴晗、廖沫沙一起,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结果遭到了很多人的围攻,邓拓也被污蔑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被停职检查。
在铺天盖地的围攻之下,邓拓忍无可忍,在1966年5月18日留下一封遗书,吃下大量安眠药自尽,年仅54岁。
在那封遗书的最后,邓拓写道:“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当然,正义终究不会缺席,邓拓去世13年后,于1979年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
(参考资料:《同舟共进》《炎黄春秋》《档案春秋》《文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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