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南简介（钟南山传奇——抗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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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研究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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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钟南山》（中国美术馆藏）

作者：广州画院副院长 冯少协

很早就想写钟南山了，但却一直没敢动笔。因为这是一个活着的历史，我的心中充满了敬畏。

越是重视，反而就越是不敢开始。我怕我拙劣的笔，写不出南山风骨之万一。

最近专门集中一段时间，详细地研究了能找到的关于他的资料，心中时时被一种精神力量在鼓舞着。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花了三个星期，写下了这篇文章。

本来想用一个醒目一点的标题，想来想去，却怎么都觉得不合适。最后，索性就用最简单的三个字吧：钟南山。

三个字，就够了。

1

当我们翻开很多耳熟能详的牛人的家谱时，往往会发现他们拥有着不一般的家世。例如经商的曹德旺、任正非、宗庆后，搞科研的杨振宁、袁隆平、屠呦呦。

钟南山也不例外。

他的父亲，是中国现代儿科医学的奠基人之一，钟世藩先生。

钟世藩是厦门人，其再往上的家世已不可考，现查到的资料只能知道，他出生于贫困农家，年幼时不幸父母双亡，一度沦落到给人当童仆谋生。后来家族里的五叔收养了他，才得以去上学。

钟世藩非常争气，学习成绩特别好，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拿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担任了协和医院的儿科医生。

在协和，他遇到一位来自厦门的同乡，在协和医院当内科护士的廖月琴。

廖月琴出自鼓浪屿上颇有名气的廖家。小时候，廖月琴因病住院，看到护士照顾病人的情景，非常感动，就立下了以后也要当护士的志向。

从厦门毓德女中毕业后，她选择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高等护士学校，1931年毕业，在协和医院当护士，因工作出色，很快升为感染内科护士长。

两位厦门同乡，都在遥远的异乡工作，互相之间产生了感情。尽管俩人的门户并不登对，但廖月琴不顾家里的反对，于1934年嫁给了钟世藩。

钟世藩与廖月琴结婚照

值得一提的是，廖家姐弟四人，除了三妹不幸英年早逝以外，其余三人都不仅自己大有出息，其丈夫（妻子）也都是名医或名人：

大姐廖素琴（钟南山大姨），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妇幼营养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夫戴天佑（钟南山姨父），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毕业，是中国现代妇幼保健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们的儿子戴克戎（钟南山表哥），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小弟廖永廉（钟南山舅舅），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毕业，后来成为厦门名医，是福建省卫生先进工作者；其妻陈锦彩（钟南山舅妈），是厦门岛上当时家喻户晓的“廖医生娘”。

而二姐廖月琴，嫁给名医钟世藩，生下的儿子，就是钟南山。

2

钟南山是钟世藩与廖月琴的长子，于1936年10月生于南京。

当时，钟廖夫妻俩已经离开北京，在南京的中央医院工作。钟南山也是在这个医院出生。由于其址在南京的钟山之南，钟世藩就为儿子起名为“钟南山”。

钟南山的出生，正逢中华大地风雨飘摇的时候。他不到一岁时，淞沪会战爆发，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

有一回，空中又传来敌机的轰鸣声，正当廖月琴与母亲出门察看的时候，一枚炸弹把他们家的房子炸毁，钟南山被埋在废墟里面。

廖月琴与母亲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拼命在废墟里刨，刨到十指流血，指甲脱裂，好不容易把钟南山刨出来。

年幼的钟南山，在土里埋了多时，已经脸色发黑，嘴唇青紫，双目紧闭，毫无声息。

外婆和妈妈一边哭，一边拍打着他的胸背，好半天，他才“哇”地一声哭出来。

几个月大的钟南山/图源：《还是钟南山》，魏东海，经济日报出版社

随着战事的日见紧张，南京的各大机关和事业单位，都往大西南转移。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夕，钟世藩和家人逃出地狱，溯江而上，先到武汉，再经长沙，去往贵阳。

钟南山的童年时期，就在贵阳度过。

即便是到了贵阳这样偏远的城市，鬼子的飞机也还是没有放过，经常过来投弹。钟家好不容易建起的一个小家，又被炸弹给炸毁了。

不幸中的万幸是，那一天，恰好钟世藩心血来潮地带着老婆孩子去公园玩了，所以人都没有受伤。可惜的是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具，尤其是很多极有价值的书，都毁坏或丢失了。

战时的日子是非常清苦的。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妹妹，大家经常连饭都吃不饱。每顿饭的菜肴，基本上是咸菜为主，有时候能吃上一块腐乳，就算是难得一见的大餐了。

不过，尽管物质生活很艰难，廖月琴却尽量让两个孩子精神上过得很富足。她会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尤其喜欢讲那些能表现人类的善良与希望的故事。这也培养了钟南山善良的性格和深厚的同情心。

钟南山记忆最深的，就是妈妈讲的《麦琪的礼物》，这是由美国作家欧·亨利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讲了一对夫妇，即便是在极度的贫寒中，也倾尽自己的所有，去给与对方爱与幸福的故事。

爸爸则从另一方面塑造这钟南山的精神内核。钟世藩平时不苟言笑，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他难得说几句话，也因为此，他每次开口说话，都是很有分量的。

有一回，家里好不容易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钟南山高兴地在菜碗里挑来挑去夹肉吃，钟世藩用自己的筷子“啪”地一下打掉了钟南山的筷子，并且说了一句：你这样翻来翻去，别人还吃不吃？

从那以后，钟南山吃饭再也不敢在菜碗里挑挑拣拣了。

对钟南山影响更大的另一次事件。

小学时，他们是在学校吃午餐，餐费由孩子带去学校交给老师。钟南山从妈妈那里拿了钱之后，没有交给老师，而是自己买零食花掉了。后来妈妈问钱交了没，钟南山撒谎说交了。

但后来这个谎言因为妈妈要去学校问老师而穿帮。晚上，妈妈把事情告诉了爸爸，钟南山心里极度紧张，以为要迎来一阵“暴风骤雨”。

但没想到，爸爸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只是严肃地盯着他，说了一句：你怎么能撒谎呢？你自己想想这样对不对？

那天晚上，钟南山翻来覆去一晚上没睡好。他觉得哪怕是被父亲狠狠地打一顿，他心里都会好受一点。

那天爸爸说的话以及爸爸的神情，永远刻在钟南山的印象里，哪怕到了七八十岁，他都记忆犹新。而“不得撒谎”四个字，也融入到钟南山的血脉里，成为他一辈子都坚守的信条。

3

抗战胜利后，原来西迁的各中央机关和事业单位陆续回迁。钟世藩作为原来南京中央医院的一员，本应跟随原单位回迁南京。但他很讨厌南京的国民党官场政治氛围，觉得自己不适应去首都，便选择了到广州。

1946年，钟世藩一家坐着医院从贵阳搬到广州的救护车，经过8天的颠簸，来到南国，从此定居这里，钟南山也就成了广州人。

钟世藩担任了广州中央医院（现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副院长，两年后接任院长，同时兼任岭南医学院的儿科教授。

钟家被安顿在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校内的康乐园一栋三层小楼里。这生活条件，比在贵阳就大大改善了。

广州是大城市，各种娱乐也更为发达。所以钟南山到广州后，能够经常去看电影。

那时候也流行武侠电影，钟南山幻想着自己也是武术高强的大侠。有一天，他打着伞从三层楼顶上“飞”下来，差点摔死。

读初中时，他也曾经是年轻气盛、“有种放学后别走”的主儿，曾经和人约了打群架决斗，后来消息被泄露，他被父亲关在家里不许出去，没有决斗成。

小时候，钟南山的学习成绩不算好，刚到广州时，由于一口贵阳方言，听不懂粤语，还曾经留级。不过后来慢慢追上来了。

小学毕业那年，妈妈说如果他能在毕业考试中考进前5名，就奖励他一辆自行车。结果那年正好是1949，由于种种原因期末考试没有考，学校只是根据平常成绩，给他排名第二。钟南山也没敢跟妈妈要求兑现自行车的承诺。

那时正值广州解放前夕，物价飞涨，他去理个发，都要扛一麻袋的票子，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挺困难的。但是妈妈依然遵守了承诺，从家里紧张的经费中省出一些来，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

那年对他们家来说，还有一件超级大事。当时钟世藩是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也是全国儿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国民党政府在败退台湾之前，专程派大员到广州威逼利诱钟世藩带同医院重要物资一同撤往台湾。

但钟世藩坚决要留在大陆建设新中国。在广州解放前夕，他率领医院同仁，完好地保存了医院的资产，其中包括13万美元的现金资产，在解放后完完整整地交接给新的政权。

解放后，钟世藩在华南医学院（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担任儿科教授和主任，他创办了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这是全中国最早的临床病毒学实验室之一，为新中国的病毒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廖月琴也担任广州市护士学校校长，后又担任中山医学院护士学校校长，60年代作为副院长参与筹建中山肿瘤医院，为新中国的护理学人才培养和华南地区的肿瘤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钟世藩在40年代后期曾经赴美国进修病毒学，并在此领域做出了世界知名的卓越成果。回国后，他依然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后来还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特聘顾问。

当时国内的研究条件很艰苦，钟世藩就用自己的工资购买小白鼠和实验设备，在自己的家里做实验。由于家里养满了小白鼠，所以总是充斥着一股老鼠的臭味。以至于有陌生人来拜访钟世藩时，邻居们会指路称：你往前走，闻到一股老鼠味的地方，就是钟院长家里了。

有那么三四年时间，钟南山承担了帮助爸爸喂小白鼠的重任。他经常会观察爸爸做实验的样子，这可以算得上是钟南山对中国医学最早的贡献和学习。

做实验的钟世藩，除了给钟南山讲解一些生物学和医学知识外，常常念叨的一句话，更是对钟南山影响深远。他说：

一个人能够为人类创造点东西，那就没有白活。

日后的几十年岁月里，钟南山经常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另外一句对钟南山也影响至深的话，是在华南师范学院附中读中学时，一位语文老师说的。他说：

人不应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身边的事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但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与自己的抱负相比也会变得很小。

日后钟南山的人生将经历很多苦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念。或许就和年轻时就由家长和老师植入在心中的这些力量有关。

4

整个50年代，对钟南山和家人而言，基本上是比较幸运的。

从家庭来讲，钟世藩和廖月琴都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担任要职。1959年，钟世藩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个人来讲，虽然小学留过级，但后来的钟南山发奋图强后，成绩就越来越好，小学毕业以平时成绩优异而进入广州名校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广东实验中学和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初中毕业又因成绩优秀而免试直升本校高中部。

在高中，钟南山除了学习成绩优异之外，体育上也出类拔萃，曾经打破广东省400米赛跑的省记录，并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田径运动会，获得全国第三的成绩。

顺便说一句，国士袁隆平先生，读高中时也是运动健将，在1952年举行的西南地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上，拿到过川东区的游泳冠军。可见这些伟人们，都并非是死读书的书呆子。

由于钟南山的体育成绩优秀，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还曾来函邀请其参加国家队集训。不过钟南山在父母的影响下，有志于学医，就没有去当运动员。

本来父母都是希望他报考广州的中山医学院，这里一是离家近，二来学校的水平也非常高。但钟南山一腔热血，他要到北京去，要到中国最顶级的医学院校去。

1955年，钟南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院），随后离开父母，远赴北京求学。

他的好运气还在继续。

在北京的姨婆家里，他遇到了一生的至爱。这位名叫李少芬的女孩，是广东花县人（现广州市花都区），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的队员，她的姑婆正好与钟南山的姨婆同住，所以两个年轻人经常在探亲时会遇见。

同样的乡音，同样的体育爱好，让钟南山和李少芬迅速走近，开始了热烈的革命友谊。

1956年，钟南山在全校600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被评为校“三好学生”，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1958年，由于钟南山在校运会上屡破记录（直到今天，他当时在北医创下的一些全校记录，依然还没有被打破），他被抽调到北京市体育集训队集训，备赛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1959年，钟南山在全运会上打破了全国400栏的记录。为此，学校还专门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钟南山运动会获奖照片/图源：《钟南山 敢医敢言》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

但也许是火热的50年代消耗了钟南山太多的运气，到了60年代，他人生中的苦难开始接踵而来。

1960年，钟南山大学毕业了。由于体育训练耽搁了很多时间，所以他实际上接受的医学教育，只有三年半。

他没能从事原本一直向往的临床医学，虽然是留校了，但是先当辅导员，后来又被分配到放射医学教研组搞研究。

1963年，是60年代钟南山生命中少有的一个亮色：这一年，经过8年的爱情长跑，他和李少芬终于被上级批准，可以结婚了。

钟南山李少芬结婚照/图源：《还是钟南山》，魏东海，经济日报出版社

但1964年之后，日子便逐渐灰暗起来。

那一年，他妈妈廖月琴被任命为中山医学院肿瘤医院的副院长，参与了该院的创建工作。

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廖月琴也确实在这项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几十年后，仍然被该院铭记，并且塑像纪念。

但不幸的是，1966年，动荡开始，肿瘤医院受到严重冲击。红卫兵要把革命标语贴到病房，廖月琴为保持病房的整洁与安静，坚决阻止了这些行为。

结果，红卫兵张贴了大字报，举行了批斗大会，给廖月琴扣上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

在那个年代，没有谁能经受得起这样的大帽子。受尽折磨和屈辱的廖月琴，不堪忍受，自沉于珠江。

这成了钟世藩和钟南山心中永远的痛。

钟世藩把廖月琴的骨灰摆在自己的卧室，相伴十几年，直到1978年廖月琴被平反，才安葬在广州银河公墓。2018年，遵钟世藩遗嘱，钟南山和妹妹把父母骨灰混合在一起，撒在鼓浪屿的海里。

而在1966年，钟南山不仅没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连悲痛都不能表达出来。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廖月琴属于“自绝于人民”的“畏罪自杀”。

母亲去世之时，钟南山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多的下乡“四清”工作，刚回到北京。

他此前下乡的地方是山东乳山。这个沿海的边陲小县，当时仍属于非常贫瘠之地，人民群众食不果腹，衣不暖身。

钟南山到这里时，当地农村的老百姓们认为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但尽管如此，由于当地实在是太穷，每到青黄不接的春荒时刻，就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只能是把槐树叶、野菜等能吃的东西都塞进肚子里，就连能吃上一点地瓜干，都算是久违的奢侈品了。

更难的还不是填饱肚子，而是寒冷。由于当地老百姓的接待能力不足，钟南山是住在一个破庙里，睡的是无火的冷炕。寒风呼啸之下，晚上他只能把所有衣服都披在身上，蜷成一团，彻夜难眠地熬过去。

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脚因为被臭虫咬破，抓挠之下出现感染，肿得连鞋都穿不上，而尽管这样，他还要每天去下地干活。后来是过年放假，他回到广州治疗，才得以痊愈。回广州治病那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四清”结束后，钟南山因表现良好，在当地民众的推荐之下入了党，并回到北京医学院。

本来他以为可以开始正常医学研究了，但是，更加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又开始了。钟南山先是担任了“毛泽东思想辅导员”，后来又被派去烧锅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担任辅导员期间，面对狂热的“革命小将”，钟南山总是想方设法去保护那些被批斗的老专家、老教授们。一直到几十年之后，前北京医学院院长马旭、前卫生部部长钱信钟等，都还清晰地记得并感念钟南山在那个特殊年代曾经对他们的保护。

而在烧锅炉的时候，钟南山差点因公殉职。那一天，他刚刚参加完义务献血，没有休息就又去上夜班，结果在铲煤送进炉膛口的时候，直接晕倒在地。

高温炙烤着昏迷不醒的钟南山。幸好有人过来打水发现了他，赶紧喊人把他救了回来。

1969年，钟南山终于能够直接参与和医疗有关的工作了。他参加了北京医学院组织的医疗队，送医下乡，到了河北的宽城。

这次下乡，发生了三件让钟南山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事情。

其一是，他在医疗队的一位好朋友，在下乡的途中渡河时，不幸淹死。这在钟南山的心中埋下了沉甸甸的阴影。

其二是，有一次在村里，一位农民突发急症，命悬一线，而没有临床行医经验的钟南山却束手无策，只能紧急骑着自行车去县城请医疗队的队长。

宽城位于燕山山脉，当时交通不便，又是凌晨的黑暗之中，钟南山沿着悬崖边的山路骑了30里路到县城，然后用后座载着医生回到村里。幸好一路没有出事。

但可惜的是，等他们紧赶慢赶回到村里，最佳的救助时间已经过去了。钟南山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在自己眼前逝去。

这个事件给他极大的刺激。他从小就立下行医的志向，而且在北京医学院这样的顶级院校学习，但是真正面对需要医生的情况时，自己却无能为力。这种痛心和自责，让钟南山非常难受。可是当时，他又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三件事情是，他们在乡下碰到一个尿血的孩子，当时医疗队简单地认定为肾结核。后来钟南山回广州探亲时，和父亲谈起这个病例，父亲问道：你怎么能确定他是肾结核？

这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钟南山给问倒了。因为尿血的可能原因有多种，并不一定就是肾结核，他回想起来，自己确实是没有十足的依据作出肾结核的判断。

钟世藩很严肃地告诉钟南山：

说话一定要有依据。

这句话，让钟南山一辈子铭记在心，日后遇到很多情况时，父亲的嘱咐，就会浮现出来，警示着他。

5

60年代在一片灰暗中过去了。幸好有李少芬的存在，给钟南山的生命注入了一点亮色。

1963年底他俩结婚，1968年生下第一个孩子。这让钟南山在当时困顿的环境中，总算拥有了一点人生的乐趣和对未来的希望。

但问题是，李少芬1966年从国家队退役后，回到广州工作。而钟南山一人留在北京，俩人一年到头都很难见上一面。

李少芬在南方照顾着俩家的3位老人和1个孩子，期间还一度被派去下乡。直到1970年才调回广东省女篮，当时，她已经34岁，属于“高龄运动员”了。

1971年，在某次比赛中，李少芬严重受伤，不得不卧床休息。省体工队的领导到家里来慰问，见到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就问李少芬的爱人怎么没回来。李少芬讲述了俩人长期分居两地的情况，领导非常同情，当即指示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的省体工队是属于广东省军区管理，体工队的领导由军区副司令员兼任，他指示要调动一个人，还是比较容易的。

正好当时钟南山在北医想重回教研岗位，却因家庭出身问题而未获批准，其在北京努力工作的前途也都无望了。

于是，一方面是北京的事业心灰意冷，一方面是广州的家庭热切期盼，钟南山于1971年底，终于回到了广州。

此时，离他1955年离开广州远赴北京求学，已经过去了16年。

16年，物是人非。

母亲已经含冤去世，空余一罐骨灰，一张遗照；父亲也受到冲击，作为一位儿科名医，却无法正常行医，而是被发配到医院的盥洗室，做一些洗洗刷刷的杂事。

钟南山曾经满怀希望，往首都去，往北医去，结果16年后，一事无成，只能凭借爱人的护佑，灰溜溜地回来。

回来后不久的一个晚上，钟世藩和钟南山聊天，他问钟南山，你今年多少岁？

钟南山说：35岁。

钟世藩喃喃自语道：35岁了，真可怕呀。

钟南山心中如同遭遇一记重锤。

父亲的话，轻而短，但是又重逾千钧。

人生有多少个35岁啊！而钟南山的35年，就轻飘飘地从生命中流逝掉了，什么都没有留下。

按他的起点，按他的资质，按他的努力，命运本不该如此的。

钟南山决定，从此之后，他要加倍奋发，把失去的岁月给补回来！

他的生命，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6

钟南山在广州的单位是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在当时广州的医院中，第四医院是条件相对较差的，设施陈旧，规模小。用《钟南山传》作者叶依的话说，那时当时广州最小、最破的医院。当初选择落到这个医院，最主要原因是离家近，不用下乡。

而即便是这样一个医院，钟南山也没法去到自己想去的科室。他原本是想到胸外科，但领导说，你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还搞什么外科。就把他分配到医务科当干事。

后来钟南山还是想方设法，争取到了去内科工作。内科的工作本来是相对轻松的，但钟南山待了两三个月后，觉得学不到东西，就又主动申请进入业务更繁重的急诊科。

从小时候就立下救死扶伤的行医志向，但一直到36岁，钟南山才终于可以直面危难之中的病患了。

但在一次出诊时，他就犯了大失误，差点害死一条人命。

当时，钟南山收到通知去接一位老结核病人。在跟随救护车接诊和运送病人的过程中，病人有吐血，但钟南山并没有太多注意，认为就是结核病人常见的咳血。根据这一判断，他就把病人送到结核病防治所去了。

结果，诊断发现，病人虽然是一位结核病人，但此次发病却不是咳血，而是消化道吐血。咳血和吐血的血样，是容易分辨出来的，而钟南山却由于业务不熟，又先入为主没注意，差点酿成大错。

病人被紧急接回医院，经开刀诊治，发现是被鱼刺扎破了胃部的动脉。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就连命都没有了。

钟南山的专业水平和工作态度，受到了质疑，有人说他“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还当什么医生，搞什么急诊？”

而对钟南山来说，更为难受的是，因为他的误诊，差点害死了病人，还让病人多承受了不必要的痛苦和风险。

他深深为此而自责。

从那以后，他虚心向其他医生学习请教，仔细观察每一位病人的病情、病因和诊疗过程、效果，晚上回到家中，还坚持看书、记笔记到深夜。

几个月后，钟南山记了四大本笔记，人也瘦了二十多斤。但他的医疗水平也在迅速上升，原来质疑过他的同事，渐渐开始信赖他了。甚至有同事评价称，钟南山现在的水平，已经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了。

不过，正当钟南山终于第一次感到如鱼得水的时候，一纸调令，又把他调到了一个新的、没人愿意去的科室。

当时，周总理号召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做好慢性支气管炎的群防群治工作。钟南山所在医院也成立了慢性支气管炎的科室。但是这个病当时没有太多有效方法可治，医生面对病人，实际上可做的事情很少，也很难出什么成绩。

当上级指派钟南山去这个科室时，他也是满心不愿，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于是就过去了。

去了之后，刚开始无所事事，每天给慢支炎的病号检查一下身体，然后就看着他们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

后来，钟南山看到太阳底下，患者们吐出来的痰各有不同，突然产生了研究灵感，他开始蹲在地上研究那些痰迹，越研究越有兴趣，于是便开始利用统计分析和实验方法，通过痰的不同来研究慢性支气管炎的规律。

钟南山和科室的其他两位同事一起，以研究痰作为起步，发展一套中西医结合分型来诊断和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方法，并研制出“紫杜鹃花”等治疗该病的药物，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尽管当时的研究条件非常艰苦，但钟南山向科主任提出了一个宏大发展计划：1.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研究一条龙；2.动物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一条龙；3.实验室、病房、门诊和一个市郊定点的慢性支气管炎医疗基地一条龙。

对于当时只有三人的慢性支气管炎研究小组而言，这个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但钟南山坚决相信只要不懈努力，这些梦想可以实现。

他发挥自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以及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打动人的“外交天赋”。缺人了，他就去找领导要人，到处挖人；缺房子，就一遍一遍地去软磨硬泡；缺设备，就利用医院废弃的旧设备改造，或者根据设备的工作原理自己开发……

很快，他们的小组有了呼吸机、肺功能计、血氧饱和度计、气体分析仪、纤支镜……这些都是钟南山经历千辛万苦，不知道跑了多少路，磨了多少嘴皮要来，或者是自己动手设计、改装而来的。

在治疗上，钟南山也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成功抢救了无数例危重病人。很多疑难杂症，在钟南山的这里手到病除。

慢性支气管炎小组在科研上和治疗上，都不断创造出佳绩，成为全国范围都有名的呼吸疾病医疗和研究团队。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团来中国参观时，都专程到钟南山小组来交流。

1978年，我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钟南山作为广东省代表也参加了，他与人合著的论文，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与钟南山一起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一位来自解放军某研究所的代表，也是在文革中曾受尽磨难，但最终也凭着坚强不屈地奋斗，创造了填补我国科研空白的成果。他的名字叫任正非。若干年后，钟南山和任正非，在品牌联盟评选的《中国品牌人物500强》名单中，分列第一和第二位。

1979年，钟南山迎来了人生新的腾飞机会。

当时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生，钟南山也参加了考试，顺利录取，得以到英国去学习进修。

7

1979年的中国，在经济上、科研上、医疗水平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很多。所以钟南山他们去英国，满怀一腔热情，要把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学回来。

钟南山预定的学习期是两年，但是一到英国，对接的导师弗兰里就写信告诉他：我这儿没有这么长时间给你，只能给你8个月，你赶紧联系有关部门，看看有没有其他部门接收。

他第一次去拜访弗兰里时，对方自顾自地泡着咖啡，连正眼都不瞧他一下。

当时和钟南山一同来这里进修的，还有一位巴西的同行。这位同行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们当原始人看”，后来一怒之下回国去了。

钟南山咽下深深的屈辱，发誓要给中国人争口气。

由于太穷，钟南山在英国的日子过得非常困难。在食宿之外，国家给留学生每个月只发6英镑的生活补贴，而钟南山还要把钱省下来买书，所以他一分钱都不敢花。去上班都步行去，理发从来都不去理发店，都是自己理。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钟南山每天要花16个小时用于工作、学习。每当累到不想动的时候，他就会拿出弗兰里写给自己的信，给自己打气。

他很快就得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在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一位病人吃了几天药，病情都不见好转。钟南山看了一下病人的舌头后，告诉主治的教授，这个病人是代谢性碱中毒，需要补钾。

教授刚开始不屑一顾，但还是去做了相关的化验，结果发现钟南山说的完全正确，依照钟南山的建议开药后，病人很快就好转了。

原来，钟南山多年行医经验，早就练就了根据舌象就可以判断病人是否酸碱失衡的能力。

这件事让钟南山初步赢得了尊敬。而另外三件事，则更是英国同行开始惊叹了。

其一是钟南山独立修好了一台故障已久的血液气体张力平衡分析仪。

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机器，但是在慢支炎小组多年的经验，让他对一台机器该如何分析其工作原理、如何修理改装，早就心中有数。

测试该机器需要用新鲜的血液，钟南山没有地方弄到鲜血，就抽自己的血，一次20或30毫升。先后30多次试验，用掉了800毫升血之后，钟南山修好了这台机器，让英国医生连呼“不可思议”。

其二是钟南山冒着生命危险做实验，修正了英国导师的研究成果。

当时，钟南山参与了一个研究“一氧化碳对人体血红蛋白解离曲线”的项目，由于做社会调研搜集到的数据太零散没法使用，钟南山决定用自己的身体来作为实验对象。

他吸入了大量的一氧化碳，让英国同事随时监测自己血液中的一氧化碳含量。当达到15%时，英国同事大喊，快停止，太危险了。

但钟南山没有停止，他继续吸入，一直到浓度达到22%，取得了实验可用的数据时，才停止。

他吸入的一氧化碳，对身体的损害等于一次性吸了60支烟——要知道，钟南山是从不吸烟的。

这次实验取得的数据，证明了英国导师弗兰里此前的研究有一半是正确的，但有另一半是错误的。弗兰里没有因为“被打脸”而不开心，他反而高兴地抱住钟南山，说“太棒了！”

其三是钟南山的一项研究，挑战了牛津大学的权威教授，而事实证明，钟南山是对的，权威教授是错的。

当初钟南山做这个实验，本来是想重复该教授的实验结果，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恰和该教授相反。经过仔细分析，他发现该教授忽略了氧气浓度升高时，氧电极的测量结果会受到影响，而这个影响恰好会使得测量结果与实际值相反。

钟南山的研究论文在1980年度英国麻醉学会研究会议上发表后，得到了业界的公认。

短短两年的研究时光，钟南山发表了7篇高水平的论文。

当时，能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凤毛麟角。钟南山以其出色的研究水平，为中国医生争了光。

原来对钟南山冷淡以对的弗兰里教授，盛情挽留钟南山留在英国工作，在钟南山婉拒之后，他给中国有关方面写的信中，高度赞扬了钟南山，称“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未遇见过一位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

而对钟南山来说，最高兴的，莫过于父亲对他的肯定。

钟世藩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很少会当面夸奖孩子。所以钟南山也很少得到父亲的夸奖。

但是内心深处，他又最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父亲说“35岁了，真可怕啊”时，他的内心受到那么大的震撼的原因。

因为他当时从父亲的语调和神情中，感到了失望。

而这一次，父亲写信给他说：

你终于用行动让外国人明白了，中国人不是一无是处的。

8

1981年，钟南山学成归来，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此时，原来的广州第四人民医院，已经改名为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而钟南山所在的慢性支气管炎研究小组，也已经发展为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钟南山担任副所长，并于1984年接任所长。

在研究上，钟南山和同事们接连在顶级刊物上发表高质量论文，其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隐匿型哮喘的研究，走在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前列。钟南山也成为在世界上都有知名度的呼吸疾病研究专家。

在医疗上，钟南山成为呼吸疾病防治的权威，他将各类型呼吸衰竭病人的抢救成功率提高到85%以上，还担任了中央领导的呼吸疾病专门保健医生。现在网上还流传着很多钟南山于80年代中期参与抢救叶帅，把叶帅从生死关头救回来的文章。

1987年，钟南山成为了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1992年，又成为了广州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兼校长，1995年，钟南山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96年，他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钟南山已经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这是他父亲都未曾抵达的位置，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走到的最高的位置。

他已经不失为一位事业上的超级成功者。

但是，命运要把他的人生推向更高的一步。

9

在人类历史上，会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在突发的巨大危难到来时，有人挺身而出，以绝大的精神力量和卓越的能力，扭转了事态向更坏的状态发展的趋势，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古代，人们会为这样的人立碑、塑像，奉之为神，传之万世。

在现代，人们会称他们为英雄，伟人，万众景仰。

2002年底、2003年初，那个寒冷的冬天和春天，钟南山走到了中国历史，也是他个人历史的这个时刻。

2002年12月22日，钟南山所在的呼吸疾病研究所（简称“呼研所”）接收了一名从广东河源转院过来的病人。

主治医生发现，这是一种极其异常的病，用治疗常规肺炎的抗生素对病人根本无效，也查不出病因是什么。钟南山在查房时听到主治医生的汇报，亲自给病人做了仔细的检查，他判断这是一起毒性很强，来势凶猛的病。

几天之后，呼研所得到消息，当初在河源为这位患者诊治的科室，有好几位医生和护士都感染了同样的病症。而广东的中山市，也出现了症状相同的病例。

病毒在静悄悄地、但是又非常快速地传播。

1月21日，钟南山和卫生厅专家组在中山市调研过后，上报了《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把这种病例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并且明确指出“本病具有一定传染性，可能通过空气飞沫经呼吸道传播”，同时给出了对这个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的措施。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就把这份报告印发到各下属单位学习和执行。

从此，这种病就以“非典”之名为世人所知。即便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官方名称“SARS”，但普通中国人说到它时，还是说“非典”。

这份报告在当时条件不明的情况之下，第一次在一片迷雾之中指出了方向，其提出的处理建议，也成为了一段时间之内广东省对非典病例的标准操作，并成为后续广东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输出非典防治经验的基础。

随着病例数的增多，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后，钟南山和他的团队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三早三合理”，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和“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并发症”。

作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的这些意见成为《广东省医院救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的核心内容。2003年3月9日，这份指引由广东省卫生厅发到各有关部门，成为广东抗击非典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后期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非典防治工作提供了最佳的“抄作业”范本。

我们从后来者的眼光看，会觉得，12月22日就发现了第一个病例，但是1月21日才有第一份重要报告，3月9日才出台工作指引，是不是时间太久？如果12月底就报告，并且采取断然措施，会不会能马上防住非典后来的大爆发？

这当然是理想状态，但现实却没这么简单。要知道，这是一个完全未知的病毒，对它致病的原理、患病的严重性、它的传染源和传染力、如何防治等等，都需要时间来弄清楚。

医疗机构和公关卫生部门的人，也不是说一发现未知的传染性病毒，就要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去处理——要知道，根据当时美国的统计数据，美国一年大约有560万例社区获得性肺炎，其中能够查明病原体的不到一半。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是美国的4倍多，可以预测中国的病例数肯定更多，不能查明病原体的病例也会更多。

也就是说，对医疗机构而言，面对未知病原，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一发现未知病原，就要马上采取最严格措施去对待，那么其防控成本可能会把医疗结构和公共卫生部门全部压垮，也会带来更多衍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即便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病例数据统计和流行病学调查，知道了其传染性，也还存在一个防控能力和防控成本平衡的问题。要知道，防疫本身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下这样的决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20年的新冠疫情，很多国家早就知道了这是一种传染力极强、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他们也采取了种种措施，但依然防不住，最后只能放任自流。

19年前，钟南山和他的同行们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又极其复杂的情形。

烈性传染病的确定和公告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因为它很有可能引发恐慌，造成医院“挤兑”、市场哄抢、工厂停工、交通停摆、百业萧条等社会后果。

公布还是不公布，什么时候公布，把严重程度说到几分，不是在“好”与“坏”之间做选择，而是在一种令人极度痛心的代价与另一种同样令人极度痛心的代价之间做平衡。

所以，要作出这样的判断，必须得是专业水平极高，勇气极其巨大，而且具有足够的权威性的人。这个人必须得用非常确定的态度告诉大家：问题很严重，必须采取重大措施了；但同时他又要让大家知道：事态是可控的，大家不用过度惊慌。

钟南山，就是这样被历史选中，承担了这个使命。

当时，随着春节的临近，人员的流动性增加，非典以更快的方式传播开来。由于当时对这种病的传染性毒性之强烈了解不多，防治的方法也不成熟，很多医护人员在救治重症非典病人的过程中，都被传染上了。

种种传言也随之而起，最恐怖的说法是说广东爆发了“夺命肺炎”，“上午得病，下午透视，肺上就全是白点，晚上人就死了”。药店的板蓝根，超市的白醋，全都卖断了货，很多地方人心惶惶。

钟南山站出来力挽狂澜，成为了当时的定海神针。

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告诉公众，“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可控，让大家不要惊慌，一起配合政府和卫生部门，共同抗击病魔的挑战。这对当时稳定群众的恐慌心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他向省卫生厅主动发出请求：

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我这里来。

今天的我们，听到这句话，可能无法感受到其中的震撼性。

——要知道，轻症的非典，一般都可以自愈；而最危重的病人，是死亡率最高、传染性也最强的。那些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大多都是在抢救危重病人时，被病人喷出或咳出血液、粘液等所沾染，而不幸染上病毒的。在非典爆发初期，平均每给一位危重病人插管，就会有两名医护人员被传染，已经有好几位医护人员因此而殉职。

所以，接收最危重的病人，不仅会大大升高呼研所“非典”病人死亡率的统计数据，使呼研所名誉受损（后面也确实有一些人借别的医院非典致死率更低，来攻击钟南山和呼研所，但实际上，一个主要是接收轻症，一个全部是生命垂危的重症，根本就不能拿致死率去作比较），而且会使得呼研所的人员，包括钟南山自己，暴露在最危险的病毒面前。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这句话的力量。即便至今已经相隔19年，它听起来仍然如此震撼人心。

我认为，“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和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战士王成的那句“向我开炮”具有同样的感染力。

钟南山和王成，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战场。在最危难的时候，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但是，英雄，就总会遭受各种磨难。有时这些磨难甚至是来自内部，来自于自己人。但也只有战胜了这些磨难，英雄才成其为英雄。

当时钟南山遇到了三件重大事件，也正因为这些事件，而更加成就了其英雄壮举。

第一件是在一月底，非典肺炎已经开始扩散，种种事情千头万绪，钟南山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有一次，他被有关部门从上海紧急召回，询问其是否参与了某件可能引起重大负面舆情的事情之中。

当时，由于非典的突然爆发，国际舆论对中国很不友好。有消息称，香港方面将率先公布非典的病因是禽流感的证据材料。而香港之所以有这些证据材料，是因为钟南山与他们私下合作，他们才获取的，甚至，钟南山自己也认为非典是禽流感。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指控。因为如果是禽流感，那就不是所谓的“未知病毒”。外界将会把矛头指向中国“刻意隐瞒”，我们将面临巨大的国际舆论声浪。而作为当事人的钟南山，将面临出卖情报，危害国家利益的嫌疑。

钟南山感到莫名的冤屈。

他从来没有说过非典是禽流感，就更不用说给境外势力递刀子了。与香港大学的合作是有的，但那只是为了借助香港大学在这方面的科研实力，尽快查清病原，而现在病原根本就还没有查出来，何谈泄露呢？而且他与香港专家的共同研究协议中明确规定：如若任何一方发现病原体，必须经双方认定，并且征得国家卫生部同意才能对外发布。

但现在不知为何，谣言却狠狠地指向了他。

战士在前面拼死奋战，后方却有人在战士背上捅刀子，让人情何以堪！

悲愤的钟南山立刻为自己辩白，并当即让人把当初签订的协议拿过来作证。

但有关部门得到的消息，又言之凿凿地说明天香港就要公布。钟南山无法，只好说，那我连夜去香港找人问清楚，如果确有其事，就想办法阻止。

于是，凌晨三点半，已经在上海奔波忙碌了一天，又紧急回来开会的钟南山，坐上陆港两地车牌，连夜赶往香港。第二天一早，找到香港的两位合作专家，问清楚了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公布非典为禽流感”的事情，连早餐都没来得及吃，他又带上两位专家，当即驱车返回广州汇报。

钟南山的冤屈辩清了，但他的工作还要继续。

中午汇报后，下午又参加省里面的疫情防控会议，然后又到呼研所参与抢救危重病人。

屈指算来，这位67岁的老人，已经不眠不休整整奔波、工作了38个小时，期间还要加上深深的委屈和担惊受怕。

钟南山直接累到在床，并发起了高烧，连带着出现咳嗽、肺部感染等症状。

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出现这些症状，第一怀疑就是得了非典。因为钟南山接诊了无数的非典病人，他检查的时候，自己张口为病人示范“啊”，然后在离病人只有十几、二十厘米的地方观察。至于插管、动手术等等，钟南山很多都是亲自上手。非典期间，呼研所先后有多位医护人员被感染，钟南山也不是神，难道就不能感染？

以当时钟南山的声望和地位，如果他也感染了非典，那将是爆炸性的新闻，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与恐慌。

钟南山是最厉害的战士，如果连最厉害的战士都被敌人击倒，那这场战争，还有胜算吗？

幸好，后来查明钟南山只是普通肺炎。为了避免对医院造成影响，对公众带来冲击。钟南山没有在呼研所住院，也没有对外公布生病的消息，而是在家里休息。卧室的门框上钉一个钉子，就是挂吊瓶的支架了。

就这么休息了几天，外界却开始传谣言，说是钟南山也得了非典，甚至有人传言说钟南山已经病死了。而另一方面，非典疫情的发展又每一天都在变得更严重，呼研所的很多危重病人都在翘首以盼，钟南山根本就没法安心休息。

在他好不容易能够强撑着爬起来的那天，他又出现在呼研所里。知情的同事看到他，大为惊喜，都奔走相告：“所长上班来了”。

但是很快，他们就看到，钟南山虚弱得连诊断报告、化验单、病历本都拿不住，在他听取报告的时候，手里的本子就一本一本地滑落在地上，而他却毫无察觉。同事们眼眶湿润了，有的别过头去，偷偷地擦掉眼泪。

而对病人们来说，在口罩与防护服之下，他们看不到钟南山的憔悴与虚弱，他们只知道，钟院士来了，自己就有救了。

一位姓梁的病人，因为病痛的折磨，出现了狂躁的幻觉，挣扎着不肯接受治疗，五六名医护人员都压不住他。

这时，钟南山走过来，用手压住病人的肩膀，病人马上安静了下来。

钟南山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梁先生说：知道，您是钟院士。

钟南山说：那好，你知道我是谁，那你就要躺下来。

梁先生乖乖地躺好。护士开始给他打针。

什么是神？

这就是神。

第二次事件，来自于与国家级媒体及权威部门的一次认知分歧。

2月中旬，当全世界对非典的认识尚处于迷雾摸索之中的时候，新华社和新闻联播都发布了来自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消息：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这一结论，来自于中国最权威的电子显微镜专家，曾与钟南山同一年当选工程院院士，并且是钟南山私交好友的洪涛院士。

当时，洪涛院士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病毒预防控制所院士实验室主任，在非典病原确定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权威中的权威。

洪涛院士通过用电镜观察非典肺炎死者的肺部标本，从中发现了衣原体，且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因此作出“非典病原是衣原体”的判断。

以洪涛院士的身份，以及发布此消息的新华社和新闻联播的权威性，等同于在当时一下子就给非典病原问题给定调了。

其他媒体纷纷转载此消息，人们认为战胜非典的曙光已经在望——如果造成非典的，就是这么一种人类早已认知的微生物，并且早就有特效药来杀死这种微生物，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对于当时已经被非典阴云笼罩的中国来说，人们是多么盼望这样的消息出来，多么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啊！

可是，对钟南山以及广东的同行来说，他们却被这个消息给震惊了。因为在广东省应战疫情的过程中，临床医生们早就怀疑过衣原体，而且采用过针对性的疗法，却没有任何效果。他们难以接受“非典病原是衣原体”这样的说法。

衣原体用普通的抗生素就可以治疗。假如从医疗界到大众都接受这一说法，这就意味着往后的非典防治，直接采用简单的抗生素疗法就行了。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非典病原是衣原体还是未知病毒，这不仅仅是两种不同认知之争，更是关系到未来非典该如何防范，已经患病的病人该如何治疗的问题。

一旦弄错，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钟南山坚决反对“非典病原是衣原体”的说法。在广东省卫生厅为此紧急召开的会议上，他明确表示：“衣原体可能是那两位病人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原因” “不能按衣原体的结论来制定治疗方案，否则可能造成可怕后果”。

在公开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在全国政协会议等场合，钟南山都坚定指出：“非典目前仍未能确定是何种病毒……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按照衣原体思路进行治疗是无效的”。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到钟南山当时背负的压力。

他在那种情况下站出来表达相反的观点，坚持另外的治疗方案，不仅是否决了国家权威部门已经指定的医疗方案，推翻了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定调，更是在全国人民刚开始乐观起来情绪之上，又当头泼了一大盆冷水。这需要多么强大的专业自信和道德勇气！

在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东专家的坚持下，非典重灾区广东省，依然采用此前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事后统计，广东省非典的致死率为3.7%，是世界范围内最低的之一。

到3月底、4月初，香港、大陆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不同实验室，分别都找出非典真正的病原，是一种冠状病毒。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这一结果，衣原体与病毒之争，落下帷幕。

6年后，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国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时，对当选的钟南山，写下如此评语：

在抗击非典成败的重大问题上，他能置自身荣誉得失于度外，力排众议，坚守科学家的良知……

这短短的三行字，每一个都重逾千钧！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颂扬钟南山，但并不意味着就要指责当初的洪涛院士。

科学的探索就是有曲折的。真理的认识，本来就有一个过程。

洪涛在检测标本时，发现了衣原体，没能发现冠状病毒，这在科学研究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向社会公布他的研究成果时，他曾要求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时“要留有20％的余地”，但实际发布时，“还是余地留小了”。

2003年5月，洪涛院士在和记者交流时，诚恳地说，“作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遭遇的大多数是失败，很少遇到成功。”并坦诚，“很多医学研究者情绪浮躁，包括我们自己”。他告诫身边的学人，不要气馁，遇到挫折、批评，还要继续走下去。

17年后，当又一次严重疫情袭来时，洪涛院士带领他的实验室，就为研究和防范新冠肺炎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他的学生宋敬东，拍到了新冠病毒的第一张“身份照”，为后续研究和防控奠定了关键的基础。此是后话。

钟南山的第三次英雄事件，是以极大的勇气和责任心，扭转了当时北京乃至全国的抗非态势。

2003年4月初，非典已经在北京及其他一些省份肆虐开来。而当时某些政府官员，对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4月1日，时任北京市长孟学农宣称：（北京市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在记者会上宣称：非典型肺炎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而当时的实情是：有很多非典病人，并没有被统计到确诊病例中去。政府部门的公告，也只是每5天公告一次，而没能做到每日公布。

非典，正在北京市乃至全国迅速传播。而当时的很多北京市民和全国民众，对此毫无觉察。

钟南山虽然远在广州，但是作为业内专家，他对非典的发展态势很清楚。面对有些关键部门的官员如此表态，他心急如焚，却又无法可施。

4月5日是这年的清明节，钟南山回厦门扫墓，在父亲的灵前伫立良久。他问道：

“爸爸，我该怎么办？……”

几天后，命运把钟南山推向了关键点。

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联合发布会，钟南山被世卫组织官员伊文斯强力推荐，参加了会议。

4月11日，国台办也举行了一个关于非典防控的新闻发布会，并邀请钟南山作为专家参与。

在主席台上，钟南山坐在最左边，他的右边分别坐着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卫生部台港澳办公室主任、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

刚开始的回答，都比较中规中矩。但钟南山心中的火在压抑中积累。

几轮提问后，一位记者问钟南山：按你们的说法，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钟南山说：

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这一句掷地有声的回答，如同惊雷般，炸响在会场。在一阵异常的安静之后，记者席一片骚乱。

钟南山又接着说道：

最主要的，什么叫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现在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

记者争先恐后地提出了更多问题。其中一个问：中国医护人员的防护有没有到位？

钟南山斩钉截铁地回答：

没有！

钟南山的声音很快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它成了一颗炮弹，炸开了全国性防治非典的新的局面。

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列入疫区名单。

4月20日，时任北京市长孟学农和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

4月21日，国务院规定原来每5天公布一次的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

4月23日，国务院成立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

虽然我们不能把钟南山“开炮”之后的一系列变化，都说成是钟南山一人之功，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专业判断和大胆发言，极大程度地促使了这些事情发生，或者使之提早发生。

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钟南山，当年中国的非典防控，会增加更多的困难，会多出更多的患者，会死去更多的人。

什么是英雄？这就是英雄！

什么是伟人？这就是伟人！

4月26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播出了对钟南山的专访。那期节目，可能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从那以后，钟南山成了举国皆知的英雄。

那一年评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钟南山毫无争议地以高票当选。

10

人生如果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已经极尽辉煌。历史会铭记2003年的那个春夏，钟南山所做的一切。

而命运，又给了钟南山两次重当英雄的机会。

2004年，非典一度重临人间，世界可能再次遭受荼毒。

幸运的是，有钟南山镇守在此。

那年1月，广州又出现了4例非典病人。消息汇总到钟南山那里，他当机立断，马上和省里联系，要求面见省长汇报此情。

当天下午，省长就召集全省各厅局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钟南山的报告和建议。会后，根据钟南山的建议和省里研究，立即多管齐下进行管控。

一场可能的大疫，因为钟南山的敏感意识以及政府部门的重视，及时被扑灭在萌芽状态。

大众并不知道，2004年的春天，我们和危险如此擦肩而过。人们能享受祥和、平安的日子，正是因为有钟南山在背后的守护。

那一次，钟南山是一位无名的大英雄。

他真正当得起那一句：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因为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

时光荏苒，转眼16年过去。恶魔重临人世。

可惜的是，2020年，我们没能再次延续2004年那样的幸运。

在2019年的12月，不明原因肺炎在武汉出现。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第一个按组织程序上报了疫情。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

12月31日凌晨，国家卫健委组建了专家组，并乘坐第一班飞机抵达武汉开展调研。1月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第一株新冠病毒基因测序。1月9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疫情的病原。

平心而论，这一速度不可谓不快。其体现了自非典以来17年间，我国的医学、科研和传染病防范能力的飞速进步。

但尽管如此，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却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而当时武汉市有关部门的应对不当，也让疫情防控错失了最佳的时机。

从1月12日到17日，根据武汉市卫健委的每日例行通报，该市多天无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

在1月14日之前，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先后发布了8份报告，都指称“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1月15日，该网新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才稍微更改措辞：

“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尽管提了“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但却还是不忘强调一句“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既然风险低，那谁会去防范，又还有什么必要防范呢？

1月18日，农历小年，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举行了一年一度“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齐聚10个会场，欢歌盛舞，美食满堂。

灾难已经降临人间，而人间却一无所知。

在武汉及周边城市，甚至远及深圳、浙江等地，在毫无防范的人群当中，新冠病毒找到了它最好的温床，肆无忌惮地传播开来。

1月18日中午，钟南山接到通知，国家卫健委请他当天赶到武汉，参加紧急会议。而那一天，钟南山在广州还有省卫健委的会要参加，还有危重病人等他诊治。

他问：明天去行吗？

电话那头回答：不行，必须今晚赶到。

钟南山立刻明白了情况的紧急性。实际上，在此前，他通过自己的学生、同行，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情况。

由于临近春节，由广州前往武汉的所有机票和火车票都已卖完。在国家卫健委的协调和广州南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下午五点多，钟南山和助理坐上了前往武汉的高铁。

由于没有座位，高铁工作人员为钟南山俩人准备了两个小板凳——后来列车员在餐车协调出两个空位，84岁的钟南山才得以在餐车坐下。

钟南山紧急前往武汉，在车上补的无座车票

9点多，已经忙碌许久的钟南山实在太累，闭目小憩了一会儿。他的助理苏越明被此情此景深深打动，拍下了一张照片。

钟南山前往武汉途中，累极小憩的照片/钟南山助理苏越明拍摄

很快，这张照片在网上刷屏，全国人民都知道，钟南山去武汉了。

“钟南山去武汉”，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连钟南山都去武汉了，可见情况有多严重；另一种是：钟南山去武汉了，武汉人们就不用慌了。

晚上11点多，钟南山抵达武汉会议中心，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传染病诊治国家实验室主任李兰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等会合，开会到凌晨1点。

第二天上午，专家组听取武汉市有关部门的汇报。钟南山看到会议所列的高级别专家组名单上，自己的名字前面标着“组长”两个字。在此之前，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任命为组长。

——临危受命，责任千钧。这就是钟南山当时面临的情形。

汇报讲了很多方面，各单位如何应对的讲了很多，但是疫情发展的真实情况却讲得很少，钟南山越听越怒，脸色铁青。

根据作家熊育群在《钟南山：苍生在上》书中描述：

钟南山听完汇报后，情绪激动，他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再也顾不得情面，用异常锐厉的语气质问：

究竟还有没有？你们发病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有没有人传人？

他的手挥舞起来，敲到了桌子上。

他把西装都脱掉了，全身燥热，会场只有他穿着衬衣。

他的脸崩得像块铁。

短暂的寂静，曾光打破沉默，说：

“今天是你们讲实话的最后机会。”

专家组最终得到了最真实的信息。在随后赴金银潭医院等现场的考察中，又得到了更详细的细节和实地的印证。

当天傍晚，钟南山和李兰娟飞赴北京，连夜整理材料，准备参加国家卫健委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

在第二天上午的国务院会议上，钟南山和李兰娟向总理汇报了他们对疫情的研判，提出了防治建议，总理对专家组的意见充分肯定并表达了谢意。

当这一环节会议结束，钟南山和李兰娟离场时，总理专程起身，送至门外，握手话别。

这是他代表中国人民，对这位临危受命的中流砥柱的由衷感谢。

当天晚上，钟南山接受了央视采访，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表示：

“肯定存在人传人……

医务人员也有传染，要提高警惕……

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能不出武汉则不出来……

要戴口罩，戴口罩对防范还是有效的……”

这些采访视频和新闻文字，瞬间传遍了全中国。

可以说，普通大众对新冠疫情严重性的认识，就是从这开始。

两天之后，武汉封城。

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一个千万级人口城市，一日之间，封锁一切对外交通，所有人都待在家里，停止一切出门活动。

而全国，也正式进入了全面抗疫的阶段。全体中国人，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防疫新时代。

这一切，正是从钟南山去武汉开始。

也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没有钟南山，中央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也早晚会知道当时情况的严峻，政府也早晚会采取果断的措施来应对，大众也早晚会认识到新冠疫情的可怕。

但问题是，这个“早晚”，能有多早？抑或多晚？

要知道，按照当时的疫情传播速度，晚一天，可能都是成百上千的新增案例，可能就有更多城市和乡村成为疫区，可能就有更多的医院被暴增的接诊量挤垮，可能就有更多的人因感染病毒或者医疗“挤兑”而死掉……

钟南山，正是以他过往积累的信誉，以他的专业水平，以他对真相的固执追求，以他在从中央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的全体中国人那里获得的毫无保留的信任，以他巨大的勇气和责任担当，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承担了应该承担的历史重任，成为了中国的脊梁！

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图源：微博@央视新闻

其实，和钟南山前后脚，还有另一位专业水平很顶级的专家也到了武汉，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述却是：“这次我害怕了” “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

与钟南山的有关报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名专家宣扬的恐慌情绪与逃跑主义，招致大众的强烈不满。

网上不管是对专家还是对采访他的媒体，都是批判的态度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人宣称他们是社会良心。

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这篇报道引起的不是大众对新冠疫情的重视，也没有给如何防治新冠肺炎带来任何有效的建议，它带来的只有口水仗后留下的一地唾沫。

面对这一对比，我们不禁会想，这名专家和钟南山，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但为什么他们说出来的话，效果会相差如此之大呢？

这一点恐怕不能仅仅用他们地位和威望来解释。这名专家的地位和威望虽然达不到钟南山那个层次，但是也应该有他能发挥作用的空间。而且以采访他的那个媒体以及那篇专访文章的影响力，如果是能够正面引导的话，也是能发挥极其巨大的作用的。

但现实是，当时的文章只是引起了恐慌，引起了争议和不满。

虽然这名专家后来解释说这只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但是不管他当时是开玩笑还是真的当了逃兵，这种油滑与轻浮，让他成了争议的中心，沦为了一个不被取信的小丑角色。

而钟南山掷地有声的语言，他坚毅的表情，以及他从行动中、言语中所展现出来的对人民的爱，表现出来的高度的勇气、责任和担当，让他的话瞬间具有了从政府到大众都耐心倾听、认真照做的巨大威力，也让他瞬间成为万众瞩目、万民景仰的大英雄。

这种对比，也让我们看到一位真正的英雄和一位普通的牛人之间，最关键的差别是什么。

几天后，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钟南山说起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定能战胜疫情时，言语哽咽，饱含热泪。

这样的真情流露，正是大英雄的本色，也让我们为之深深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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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雄人物，钟南山也不是没有争议。

例如非典时他提倡使用皮质激素来治疗患者肺部的纤维化，但在后续很多地方的治疗中，由于一些医生对非典病人过量使用了皮质激素，给病人留下了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有些患者从此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这点，被一些人看作是钟南山之错。甚至有些患者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在多年之后，都依然耿耿于怀，认为是钟南山害了他们。

但其实，钟南山从一开始提倡的，就是“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在他主持制定的治疗指引中，对使用剂量有明确的建议。但后来有些医生由于没有经验，用的剂量超过建议量的很多倍。但是最终，后遗症的罪过，被安在了钟南山的头上。

钟南山对中医的态度，也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讽刺的是，力挺中医的人责怪钟南山反对中医，而反中医的人却又指责钟南山支持中医。甚至还有一些人质疑钟南山在评论或推荐某些药品和疗法时，存在什么私心私利。

但钟南山只是坚持他所认识的真理而已，他不用讨好任何人，也不需要再向任何人证明自己。至于那些说钟南山假公济私的，则根本就对钟南山一无所知。

任何人只要看到钟南山过的生活，住的楼房，日常的所作所为，就会知道，他对金钱和物质没有任何追求。根本就不需要靠那些蝇营狗苟来获取什么私利。

他的精神境界早已处于高山之巅，而那些住在井底的苍蝇却可笑地用自己的卑鄙之心企图丈量他。

苍蝇的嗡嗡叫，并没有对英雄产生什么影响。被污蔑的英雄终归还是英雄，而苍蝇，却只能是嗜臭的苍蝇。

人民群众对钟南山的信任和崇拜，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曾多次采访钟南山，并写出《钟南山传》和《你好，钟南山》的记者叶依说：

对于他，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血液灵魂，是如此的水到渠成……“为人民服务”有千难万难，于他，却如此不难，只因他的字典里“没有自己”。

曾跟随钟南山进入危重病房实地采访，并做出那期影响全国的《面对面》节目的主持人王志，如此评价：

钟南山，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即呀，我觉得他是完美的，既有勇气又有智慧。

曾多次采访和书写钟南山的广东作家，《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熊育群说：

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他活着就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了。写作者有责任记录他，写好他。他的所作所为，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他的出现，是我们时代的幸运！

而老家在武汉的央视主持人撒贝宁也曾谈到，当新冠肺炎开始肆虐时，他打电话叮嘱家里的长辈小心，长辈回了一句话，说：

你放心吧，没事！钟南山都来了。

这，就是人民群众心中的钟南山。

2020年9月，钟南山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共和国勋章，用于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迄今为止，只颁发了9枚，获奖者分别是：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钟南山。

这一荣誉，实至名归。

钟南山已经85岁半，依然奋斗在抗疫和行医的第一线。

他挺拔的身姿，健美的身体，矫健的动作，让我们又欣喜，又羡慕。

我们欣喜的是，他以如此高龄，依然有这样的精气神；我们羡慕的是，希望自己到那个年纪，也能有这样的精气神。

他几度成为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但我们都衷心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不再需要钟南山出来再当一次英雄。

但我们又坚信，任何时候，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们的国家，一定还会出现钟南山这样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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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资料：

【1】你好，钟南山，叶依，广东教育出版社

【2】钟南山传，叶依，人民出版社

【3】钟南山：苍生在上，熊育群，花城出版社

【4】还是钟南山，魏东海，经济日报出版社

【5】钟南山：生命的卫士，李秋沅，接力出版社

【6】面对面：专访钟南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志

【7】开学第一课：钟南山，中央电视台

【8】故事里的中国：钟南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撒贝宁

【9】纪录片《钟南山》，广东广播电视台

【10】大医精诚：钟南山院士专访，可凡倾听，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

【11】提灯四十载：钟南山母亲纪录片，南方plus

后记：本文整整写了三个星期，长达两万四千字，是我写过的最长的文章。但我依然觉得我的笔太拙，没能写出钟南山身上更多闪光的地方。他是一个你越了解他，就会越敬佩他的人。

我很庆幸写了他。在搜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一直都受到了一种灵魂的震撼和伟大情怀的感召。我相信，你看了他的故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如果你喜欢此文，请转发给更多的人看见。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钟南山的故事值得我们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