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简介（王淦昌：隐姓埋名17年之后）

20年前一场隆重的授勋仪式，王淦昌缺席了。

那次，他和另外22位科学家被中央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他和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7人，都属“追授”。就在9个多月前，91岁的王淦昌刚刚因病离世。

“王淦昌”这个名字，曾在全球物理学界广受关注，又一度神秘失踪。一直到1978年后，才重回公众视野。

上世纪50年代，王淦昌和一批中国物理学者受命前往苏联，参与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工作。在此期间，身为副所长的王淦昌领导的团队，在同步稳相加速器上做实验时，发现了反西格马超负子。一经宣布，收到了世界上100多家物理实验室的贺电。

就在物理学界猜测王淦昌是否会因此获诺贝尔奖时，60年代初，这个名字忽然销声匿迹。17年后，人们才知道，那些年王淦昌化名“王京”，一直工作在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第一线。

上世纪60年代，王淦昌与聂荣臻（中）、朱光亚（右）在核试验基地

从1961年4月，54岁的王淦昌决心“以身许国”，到1978年71岁回京担任二机部副部长，他始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团队中最年长者之一，亲历了原子弹、氢弹和新一代核武器研制，并主持了多次地下核试验，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

在曾与王淦昌共事多年的贺贤土院士印象中，当年中国核武器研制团队中对外使用化名的，似乎只有王淦昌一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王老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较高。”

作为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级人物，王淦昌的经历颇为传奇：13岁成婚，刚入清华大学就当了父亲；抗战时随浙江大学一路辗转西迁，遇空袭必定携带一克镭；赴朝鲜战场调查美军是否使用“原子炮”，所乘汽车曾引来猛烈轰炸；1955年，48岁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而人们了解不多的是，他隐姓埋名17年之后，这位知名科学家的晚年，究竟还在关注什么，曾做过什么，以及他对能源问题的终极思考是什么？

很多人遗憾王淦昌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但当他离开核武器研制第一线后，他的战略眼光或许更能体现一位大科学家的智慧与情怀。

受访者档案

贺贤土：1937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62年起参与中国核武器研制，曾任“863计划”惯性约束核聚变主题首席科学家。

王韫明：1927年生，王淦昌次女，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系。

王遵明：1940年生，王淦昌小女儿，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

1997年，王淦昌在家中与杨振宁交谈

从“王京”到“王淦昌”

1978年9月，王淦昌（后排左三）解密后与来京的海外亲戚相聚

高渊：王淦昌先生是什么时候不再叫“王京”了？

贺贤土：那是1978年6月，他从四川绵阳的二机部九院调回北京，担任二机部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那年王老已经71岁高龄，在西部偏远地区隐姓埋名工作17年，终于解密了，可以不用再叫“王京”。

王老是1961年4月份参加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当时，二机部刘杰部长和钱三强副部长约见王老，邀请他参加原子弹研制。因为这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领导要求王老绝对保密，断绝一切海外关系，并且更名为“王京”，他都无条件答应了，说“我愿以身许国。”

第二天，王老就到二机部九所报到，就是后来的九院，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高渊：你刚去的时候，知道他的真名吗？

贺贤土：我们内部都知道，但他在外面活动时，被称为“王京同志”。我是1956年就知道王淦昌这个名字了，当时提出“向科学进军”，我就读的宁波中学组织收看科学家的讲座录像，其中王老讲的是核聚变，让我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第二年考浙大物理系。

高渊：在中国核武器研制团队中，改名的科学家多吗？

贺贤土：我是1962年从浙大物理系毕业，留校担任助教才两三个月，就被调到二机部九所了。我在理论研究室，邓稼先是主任，周光召是常务副主任，王老是九所副所长，主要负责核武器实验。

当时隐姓埋名的很多，但改名字的只有王老一个。原因我没问过，但很可能是因为他知名度高，出于保密的考虑。

高渊：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曾写过一段日记，物理学家吴有训教授跟他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版的百年来科学大事记，中国人能名列其中的，只有彭桓武和王淦昌两位。为何他有这么高的声望？

贺贤土：王老年轻时在柏林大学读博士，师从著名女实验物理学家迈特内。在此期间，他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两次找到导师谈及此事都被拒绝了。1932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王淦昌的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

后来浙大西迁遵义、湄潭期间，他提出了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但当时国内没有实验条件，只好将方案写成论文发表在美国《物理学评论》上。后来，美国科学家阿伦在论文中提到，他主要参考了王淦昌的方案进行实验发现了中微子，成为当时国际物理学的重要成就。

王老到中科院工作后，还曾前往苏联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并被选为副所长。在此期间，他领导的研究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论文先后在中国《物理学报》和苏联《实验与理论物理期刊》上发表。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被认为在微观世界的体系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

1933年，王淦昌（左二）等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合影

1952年王淦昌（右）在朝鲜战场

“秦山核电站”为何没有下马

高渊：在你看来，他解密后最关心的是什么？

贺贤土：可能因为做了很多年的核武器研究，到了晚年，他非常关心核能的和平利用。他刚当二机部副部长，就与几位专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全国核电发展的统一规划和集中领导。他们在信中说，中国发展核电十分必要，而且在核武器研制中培养了一支科研队伍，但当前管理混乱，一定要统一规划、统一行动。

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批转给了有关部门。1980年1月，中央发文指出，核电建设要全面规划、分工合作，由二机部统一归口管理。

高渊：但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核泄漏事故，是否影响了中国核电站发展的决策？

贺贤土：三里岛核电站发生事故时，王老正带队在美国访问。那是1979年3月，中央组织了一个中国核能学会代表团访美，这是文革后很早的访美科学家代表团。王老以中国核能学会理事长的身份担任团长，目的就是考察美国核工业。

代表团在美国考察的第三天，发生了三里岛事故，核电厂周围将近20万人撤离。有记者采访王老，他明确回应：在弄清事故的原因后，三里岛所发生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回来后，他就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积极开展原子能发电站研究的提案。

高渊：当时国内还是有很多不同意见吧？

贺贤土：对，王老一直在积极游说。1980年，中央书记处邀请中科院专家为中央领导开讲座。第一讲是钱三强先生主讲，第二讲原本由另两位科学家讲能源危机的出路，王老听说后，主动找到中科院领导要求他来主讲。他的建议被采纳了，题目改为《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

王老事先收集了大量资料，做了几次预讲。他把讲解内容做成50张幻灯片，还专门有一段讲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明确认为核电站是可以建在城市附近的。那天讲座的效果很好，会上领导们最关心的是安全和成本问题。安全问题在会上讲得很透彻了，会后王老专门就核电站的造价问题写了报告，报送中央领导。

高渊：但秦山核电站上马依然遇到了很多阻力？

贺贤土：1982年，国务院批准了浙江海盐的秦山核电厂项目。但还没动工，就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声。主要是不少人认为，我们可以引进国际上成熟的90万千瓦核电站技术，没有必要从30万千瓦的原型核电站做起，这是闭关锁国的思想。

王老那次很生气，他明确回应，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用钱从国外买来，尤其是像核电站这样的关键技术，应该自主研发为主、国外引进为辅。为此，有17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写信，王老在信上第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来秦山核电站没有下马，这封信起了重要作用。

1979年，王淦昌率中国核能代表团访美

1986年，导演谢晋（右）在北京与王淦昌及其女儿王遵明畅谈

“大小王老”的越级上书

高渊：在王老晚年，他的名字经常和另外一位王老——王大珩院士连在一起，他们两位关系很密切吗？

贺贤土：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王淦昌比王大珩大9岁，我们就称呼他们“大王老”和“小王老”。

两位王老关系非常好，他们喜欢在一起研究战略课题。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就是“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集团针锋相对地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同时，由法国牵头的西欧17国提出了“尤里卡计划”，其他像日本、印度、韩国等都制定了高技术发展计划。

国内有关部门也开始考虑对策，但在具体行动上并未真正落实，前瞻性的战略设计更显不够。1986年3月2日，两位王老和陈芳允、杨嘉墀经过多方分析论证，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月5日，邓小平同志就在他们的建议上做了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高渊：为什么能这么快就得到小平同志的批示？

贺贤土：因为这项建议关乎国家兴废的历史挑战，将决定中国在新的世纪能否站稳脚跟，他们决定不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往上呈报，而是走了“后门”。当时小平同志的女婿张宏，就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工作，四老就请他将信直接呈交给了小平同志。

高渊：后来的进展顺利吗？

贺贤土：紧接着，3月8日国务院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建议信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牵头组织讨论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但马上就遇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需要多少经费？有领导问“大王老”，他沉默了许久，说能省则省吧。但四位科学家都知道，发展高科技耗资巨大。

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因为四位老科学家上书和小平同志批示都在这年3月份，所以简称“863计划”，确定的首批专款达100亿元。

1986年3月，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建议的四位科学家。右起：王淦昌、杨嘉墀、王大珩、陈芳允。

高渊：这四位上书的老科学家后来都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863计划”与“两弹一星”是否有着某种传承关系？

贺贤土：“863计划”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开始高科技攀登，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其中航天和激光放在军口，其他都放在民口，这也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

这些主题项目都从战略角度出发，突出前瞻性、先进性和带动性，为21世纪着想。可以说，“863计划”传承了“两弹一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国家目标作为共同的精神支柱，全国一盘棋、建设国家队，建设纠错机制、理论与实验相结合，重视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高渊：王老自己有没有参与“863计划”中，某一项具体的研究项目？

贺贤土：在王老晚年，他最关注的科研项目是激光聚变。大家都知道，核裂变和核聚变是获得核能的两种途径，原子弹是核裂变，氢弹是核聚变，后者比前者的威力大得多，但必须用原子弹引爆。这也就是为何各个核大国都是先爆炸原子弹，然后才能爆炸氢弹。

现在全世界的核电厂和航空母舰等用的核反应堆是可控的，都是通过铀的裂变获得核能，而铀的储量是有限的。核聚变则不同，它是将大量氘和氚核加热到很高温度，它们互相高速碰撞发生聚合反应，聚变生成氦核和中子释放出能量的过程。和铀不一样，氘在海水中就可提炼，几乎是用之不竭的。

高渊：为什么核裂变的发展顺风顺水，而可控核聚变却举步维艰呢？

贺贤土：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科学问题太复杂，例如高温下各种不稳定性等问题的了解与控制，而且建造几代聚变研究装置也需要不断解决技术问题。上世纪60年代初，激光技术诞生了，当时王老正在全身心投入原子弹的研制，但他注意到了激光强度大、方向性强的特性。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武器研制重点转向了氢弹。王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能不能用激光打击加热氘核产生聚变中子,实现核聚变能可控利用？他和苏联科学家巴索夫几乎同时独立提出了这个设想，中国的激光聚变研究就此起步。

1992年，在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李政道问王老，在他从事的这么多科研项目中，对哪项最满意。王老考虑片刻后回答说：“我对自己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在当时是个全新概念。一旦实现，将彻底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

高渊：在“863计划”启动之初，这个项目为何没有列进去？

贺贤土：这项研究我国虽然启动得早，但因我国当时经济困难，特别是后来发生的“文革”大大延缓了研究进程。制定“863计划”时，王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为当时条件还不成熟，放进去是浪费钱。

到了1987年6月，在王淦昌和王大珩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第一代高功率激光装置LF-12（基频功率10的12次方瓦，LF指激光聚变）通过国家级鉴定。后改名为“神光-I”，是我国“神光”系列激光器的第一个。1988年8月，王老在意大利召开的战争与和平国际会议上，了解到了激光聚变的最新成果，回国后作了报告。我当时负责激光聚变理论研究，感到应该是时候了，就找王老请他上书中央，他立即打电话给王大珩请他起草，后来我加上于敏的名字，建议在“863计划”中增列激光聚变这个直属主题。

高渊：高层的反应怎样？

贺贤土：李鹏总理很快就让秘书通知王老，说马上安排一次汇报会。那次是两位王老、于敏、邓锡铭和我五个人去中南海，做了详细汇报。当时定了两点，一是尽快制定一个总体研究方案，二是这个项目放在“863计划”的军口，就是由国防科工委负责。

高渊：后来王老在这个专项中担任什么角色？

贺贤土：因为年纪大了，他和王大珩先生一直担任顾问。我先当秘书长，1996年开始负责全面工作，1997年任第二任首席科学家。王老始终很关心这个项目，1998年他去世前几天，我去看望他，他还叮嘱一定要把激光聚变搞成功。

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团队始终记住王老的话，坚持自力更生，可以说连每一个螺丝钉都是自己的。这也是“863计划”的核心，就是要推动原始创新，不能老是跟在美国后面。现在，我们激光聚变的研究已经处在点火前夕。

1990年10月，莫斯科大学授予王淦昌名誉博士学位

“王老头”不是“书呆子”

高渊：你父亲对你们5个兄弟姐妹管得多吗？

王遵明：他跟别的父亲不一样，实在跟我们接触得太少。他是1934年拿到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的，紧接着就去山东大学当教授。到了1936年，因为杭州离家近，他来到浙江大学，成为这所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一年后，日军进攻上海，江浙一带成了抗日前线，浙大开始西迁。

我们姐弟五个，前面两个姐姐和大哥哥都是父亲去德国之前生的。而我和小哥哥，都生在浙大西迁过程中，我们俩比前面三个要小十来岁。他不是出国就是出差，有时候会寄明信片给我，无非就是叮嘱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后来去了西部基地，联系得更少了，那17年中好像就带我们上过一次香山。

我是1966年结婚的，他也没能回来参加。但他对人特别好，不管是司机还是警卫员，他都没架子。有一次，我爱人去二机部找他，他已经从西部回来当副部长了，门房一听，说：“哦，你找王老头啊。”

高渊：什么时候知道父亲在搞原子弹？

王韫明：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我正在北京父母家。听到发“号外“，我赶紧跑下楼去看，我一看就心里有数，父亲肯定参与了。当时，我父亲已经在西部工作了好几年，信上他只说生活上的事，从来不说他在做什么。我就猜他可能在做国防方面的研究，没想到是研制原子弹。

高渊：他晚年在家里，跟你们交流多吗？

王遵明：父亲最常说的话是，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他每天晚上必看新闻，看完就回房间看书，有时候我们想看会儿电视剧，他说不要看了，再看就是浪费时间，大家去看书。

他平时最多听听京剧和评剧。有一次有人问他有什么兴趣爱好，他说我没有很多兴趣，我觉得兴趣太广的话，太浪费时间了。我觉得父亲满脑子都是业务，整天就想着专业的事。

高渊：有的回忆文章中说，你们兄弟姐妹常常背地里管他叫“书呆子”？

王韫明：不会的，我父亲才不是“书呆子”呢。他就是跟人家打交道时，有点一门心思，探讨业务很专注。他常打电话问别人：“你有什么好的IDEA，跟我说说。”确实有点冲头冲脑的，年轻人可能有点怕他，他老是催人家。

高渊：作为王老的学生辈，在工作中你怕他吗？

贺贤土：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一位慈祥和蔼的父辈，他一般不跟人发火，但有时候会跟领导急。

1969年9月23日，中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那次是王老负责，我是理论设计人之一。试验前王老刚进山洞，助手携带的探测器就猛响，王老要求立刻清查放射源，结果查明是氡气超标，对人体呼吸系统影响很大。

当时每天在山洞里工作的不仅有科研人员，还有很多施工的小战士。王老要求加强通风，尤其不能在山洞里吃饭喝水，口罩不能重复使用。有领导批王老是“活命哲学”，说他扰乱军心。王老很愤怒，但他继续跟大家一起在坑道里奋战，直到地下核试验成功爆炸。

高渊：据说你父亲80寿辰办成了学术报告会？

王韫明：那次是在北京科学会堂办的，来了很多学者，有严济慈、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等，李政道也特地从美国赶来，还有父亲的学生胡济民、程开甲等。

寿诞筹备期间，父亲就说，最好的贺礼是做出学术成果。所以，在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简单致辞后，就由中科院上海光机所邓锡铭等人作学术报告。最后我父亲说：“我向大家汇报最近一个时期，我和一些同志开展准分子激光研究工作的情况。”然后，打开投影仪就开讲。这样的贺寿活动也挺少见的。

1991年，王淦昌（中）访问日本横滨电气技术实验室

怀揣“通灵宝玉”的“牧羊教授”

高渊：父亲晚年时，最怀念什么？

王韫明：他常常跟我们回忆起在湄潭的日子，那是贵州遵义附近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抗战期间，浙江大学物理系曾经迁到那里。父亲说，在湄潭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有活力、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候。

1997年6月，我和妹妹遵明代表父亲和全家重回了湄潭，去感谢湄潭人民的养育之恩，我们全家都把那里视为第二故乡。

高渊：抗战开始后，浙大一路西迁，湄潭是最后一站？

王韫明：那时候我们不叫西迁，都叫逃难，一路上非常辛苦。先从杭州到建德，我们家租了县城一间民房，我的弟弟出生在这里，就取名王德基。前三个孩子出生时，父亲都不在家，这次他看着母亲分娩，还感慨原来生孩子这么艰难。

没多久，杭州失守了，建德也经常遭到轰炸，浙大决定向江西迁移，先后经过金华、衢州和吉安，才抵达泰和。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的夫人和小儿子因为缺医少药，几天内先后病逝，浙大师生都万分悲痛。

1938年，日军步步紧逼，浙大决定再次迁移。那年11月，浙大在广西宜山开课。

高渊：宜山也艰苦吗？

王韫明：除了城里的文庙，只能在大草棚里上课，而且没有凳子，学生都站着听课。更严重的是，宜山疟疾等疾病流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患病。有个化学系的学生高烧昏迷，被医院送到了太平间，幸好校医正好从香港买到了特效药，才救了过来。我父亲给这个学生塞了钱，让他买些好吃的补养。

而且宜山也不安全，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遇到警报时，我父亲家里东西都不带，但随身必定要带上实验室里的一克镭，装在小铅盒里揣在怀里。有人开玩笑说，这是王淦昌的“通灵宝玉”，是他的命根子。

后来，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很快就越过了十万大山，南宁也失守了，宜山成了前线。浙大决定北迁贵州，我们全家是1940年初到的遵义。我的小妹妹就是在遵义出生的，所以取名王遵明。

高渊：浙大这一路西迁，最终目的地是小镇湄潭？

王韫明：对，浙大在遵义只是暂住。但条件不错，就待了一段时间，到了1941年才把理学院、农学院等搬到了湄潭。

湄潭当地人非常欢迎浙大，主动把文庙、财神庙等腾出来当教室，在湄江边上建造了大礼堂兼做饭厅，还在小镇外面辟了200多亩地作为浙大的农场。由于浙大的到来，满街都是师生和家属，小小的湄潭成了大学城。我们家在南门外租了两间临街的店面房，借了几张床和桌椅，一家七口人挤在里面，一住就是五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高渊：你父亲在湄潭可以潜心做研究了？

王韫明：湄潭的条件是浙大西迁以来最好的，而且没有敌机轰炸的危险，物理系的实验楼盖在湄江对岸的双修寺里，一路辗转的实验仪器全部开箱，设备当时在全国是一流的。

但我父亲在遵义时患上了肺结核，到了湄潭因为环境气候较好，稍微好了一点。我母亲刚生了小妹妹，她没奶水，就养了羊，想挤点羊奶给我父亲和小妹妹吃。父亲看到双修寺附近的草比较多，每天牵着羊，走半个多小时山路，他在实验楼里做实验，把羊拴在门口吃草，晚上再把羊带回家。

这一路上要遇到很多浙大的师生，我父亲无所谓，但他“牧羊教授”的名声却传了出去。

高渊：你父亲跟同事和学生们来往多吗？

王韫明：他们经常来，父亲会让我妈炒几个菜，所以我们家很热闹。后来的“两弹一星”科技功臣之一程开甲，就是我父亲推荐留校任助教的。

很多年后，我父亲还会提到几个当时让他印象深刻的学生，其中之一是李政道。有一次他给李政道一本书，上面有十道习题，他圈出五道题让李政道做，结果李政道把十道题全做了，父亲说：“哪一个做老师的会不喜欢这样的学生？”后来李政道谈起在国内受到的教育，说吴大猷、束星北和王淦昌三位先生对他帮助最大。

高渊：跟你父亲关系最密切的是束星北教授？

王韫明：他们在一起总是吵架，嗓门很大，都是在争论学术上的问题。我们听多了也习惯了，知道他们第二天又会和好如初。

他们俩只差半岁，我父亲擅长实验，束星北擅长理论。我父亲当时比较瘦弱，束星北很魁梧，性格开朗坦诚，尤其是讲课深入浅出，这一点让我父亲很佩服，我们两家真的是亲如一家。

1980年夏天，我父亲和束星北阔别26年后，终于在青岛重逢。他的女儿束美星当时住在隔壁房间，她回忆说，那天两人一见面就提高嗓门争论，一会儿又开怀大笑，一直聊到很晚，她第二天一早醒来，又听到他们在房间里聊天，也不知道睡没睡觉。

束星北一生坎坷。他去世后，《狭义相对论》手稿虽然已经整理出来，但因为相当高深，找不到合适的人校对。我父亲知道后说，你们早该告诉我。他找了专家完成校对，还申请了5万元基金，并亲自写了序，这本书终于在束星北去世12年后出版。

1944年，王淦昌全家在贵州湄潭

1998年3月，王淦昌摄于家中

一辆疾驰而来的自行车

高渊：在家里，父亲一直管你母亲叫“妈妈”？

王韫明：对，他是随我们子女，用常熟话这么叫的。

我父亲出生在江苏常熟的枫塘湾，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他4岁丧父，13岁丧母，他外婆觉得没人照顾不行，就说了一门亲事，物色了一个比我父亲大三岁的姑娘当媳妇，就是我母亲吴月琴。

那时候，我母亲裹着小脚，是典型的旧式乡下女子，但她勤恳自律，很受家里长辈的喜爱。当时我父亲还在上中学，他在学校里从不说自己已经娶了媳妇，怕被同学取笑。1920年，他刚跨进清华大学校门半年，母亲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姐王慧明。

上世纪60年代，王淦昌与夫人吴月琴在中关村宿舍花园

高渊：父亲在生活上很依赖母亲吗？

王韫明：母亲没读过多少书，很忠厚，对我父亲非常体贴。父亲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的，手绢都不洗，从来不进厨房，连倒杯茶都是我母亲给他倒好。他每次出差，也是我母亲负责整理行李。

他们文化程度相差很大，谈不上有多少交流。而且我母亲话不多，这点我们前面四个姐弟都像她，只有小妹妹遵明话多。

晚年的王淦昌、吴月琴夫妇

高渊：母亲照顾了父亲一辈子，她走了之后，父亲是什么反应？

王韫明：我母亲是1998年7月份去世的，父亲很难过。毕竟十几岁就结婚，相伴了一辈子。那以后父亲很沉默，他以前话还挺多的。到了这年年底，父亲也走了。

高渊：他是1997年在家门口被自行车撞了？

王韫明：对，那段时间我就住在父母家，在木樨地的一幢副部长楼里。我父亲每天的生活很规律，虽然已经90岁了，走路还可以，每天傍晚都要出去走一圈。

我天天都陪他走，但那天我刚从外面买了桃子回来，有点累。父亲说他先出去，我说我一会儿来陪你。结果很快有人来报信，说你们家老头摔倒了。我和家里人赶紧跑出去，看到他已经坐在路边凳子上，说被一辆疾驰而来的自行车撞了。

高渊：撞得厉害吗？

王韫明：我当时感觉还可以，但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我们马上把父亲送到北京医院，诊断是骨折。考虑到他年纪大了，采取了保守疗法。后来一度恢复得还可以，在家里拄着拐杖还能走走，我还陪他到下面院子里晒太阳，但身体差了很多。

高渊：知道被谁撞的吗？

王韫明：这事一直没查出来。我妹妹还怪我为什么不陪着，我们吵了一架。

高渊：后来父亲去世的直接原因，是这次被撞吗？

王遵明：主要原因是胃癌。我父亲在浙大西迁途中得过肺结核，还传给过我。1947年，全国选派12名教授去美国做研究，浙大选派了陈建功和我父亲。父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了一年多，一个意外收获是肺结核居然不治而愈。其实他没用任何药物，靠的是多喝牛奶。

父亲去世前消瘦得很厉害，医生老怀疑是肺部问题，没往别的地方想，结果就耽误了。等查出胃癌已经是晚期，得知病情后，他平静地说：“我已经91岁了，该做的工作已经做了，虽然微乎其微，但总算没有交白卷。”

高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来是送到家里的？

王韫明：父亲住院期间，温家宝来探望过。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是胡锦涛代表中央来的。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在告别仪式现场，看到锦涛同志走进来，我们全家都很欣慰。

1999年9月，中央隆重表彰“两弹一星”科技功臣，功勋奖章很快送到了家里，可惜父亲已经去世大半年了。如果他能亲手领到，我们知道他会很高兴的，这是对他毕生科研工作的肯定。

王淦昌（右）与李政道交谈

王淦昌（左）在京西宾馆与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合影

高渊：现在回想起来，怎么看待王老的一生？

王遵明：彭桓武先生曾经说过，“两弹一星”的主要组织人是钱三强，工作中受苦受难比较多的是王淦昌。因为我父亲是做实验物理的，长期在西部野外工作。他在九院的威望很高，现在每年清明节，还有不少九院的老同事自发去为他扫墓，已经持续了20年。

贺贤土：对王老这一生，有人做过一个简单的小结：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奠基人之一，是国际核物理前沿的卓越开拓者，是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最早倡议者，是中国战略高技术发展的策划人之一，他还是杰出的物理教育家。正如周培源先生所言，王老一以贯之的理念，就是“以科学为生命”。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图片编辑：邵竞

本文图片：受访者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