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将军樊於期，因战败逃亡到了燕国，为什么险些成为匈奴？

前边谈到，韩、赵两国相继亡国，秦国大将王翦屯兵中山，兵锋遥指燕国。此情此境，燕国还能有什么对策呢？

虽然有代王赵嘉盘踞代地，收拾赵国残余力量，和燕国迅速结成联盟，但这点实力并不足以跟秦国抗衡。燕王喜到底有什么谋划，史料并没有留下记载，我们只知道太子丹很想有所作为。

《资治通鉴》原话是这么说的：“燕太子丹怨王，欲报之，以问其傅鞠武”，意思是说，太子丹怨恨嬴政对自己无礼，很想报仇，于是请教鞠武，这位鞠武的身份是太子丹的傅。

短短一句话带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太子丹最挂心的并不是国家大事，不是燕国岌岌可危的处境，而是嬴政对自己的失礼。这真是十足的贵族范儿；

第二，司马光的措辞本该是“燕太子丹怨秦王”，却少了必要的“秦”字，变成了“燕太子丹怨王”，显然是站在秦国立场说话了。

先看第一个问题：司马光的史料来源是《史记·刺客列传》，《史记》版本比较详细，说太子丹从咸阳逃亡归国之后，就已经咽不下自己遭受非礼待遇的这口恶气了，开始寻访能人帮自己报仇，后来看到秦国的侵略步伐越跨越大，都已经兵临易水，欺负到燕国的国境线了，国仇和私怨这才合二为一。

再看第二个问题：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资治通鉴》进入“秦纪”以来，秦国本位表现得有点明显，比如始皇帝三年“蒙骜伐韩”，不写“秦蒙骜伐韩”，始皇帝十三年“桓齮伐赵”，不写“秦桓騎伐赵”，比比皆是。

这种写法，如果以苛刻一点的儒家标准来看，属于政治不正确。所以朱熹的《通鉴纲目》凡是遇到这类写法通通要改，“蒙骜伐韩”改成了“秦伐韩”，“桓齮崎伐赵”改成了“秦伐赵”——这些都是“纲”的部分，而即便在“目”的部分，朱熹也不含糊，像当下这句“燕太子丹怨王”，朱熹的写法就不是“怨王”，而是“怨秦王”。

朱熹一切的努力都在消除《资治通鉴》的秦国本位。我们常说古代中国史学发达，但从这类细节上我们就不难发现，史学首先是政治哲学，其次才是史学。

你可能会产生好奇：既然朱熹这样努力消除秦国本位，那么《通鉴纲目》在写到荆轲刺秦王的时候，会不会大力表彰荆轲大侠呢？

并没有。朱熹的写法是：“燕太子丹使盗劫秦王”，这是“纲”的部分，不但连荆轲的名字都没提，还给他加了一个很不名誉的头衔：盗。这就使得荆轲刺秦王这件壮举和前边讲过的所谓“盗杀”被归为一类了。

儒家做事，讲究的是正大光明。那么在燕国的处境上，怎么才算正大光明呢？

鞠武的方案算是比较正确的。当时面对太子丹的请教，鞠武搬出来的是最传统的合纵策略，唯一的新意就是把匈奴也加了进来。太子丹不以为然，说这种笨功夫旷日持久，自己可没有那份耐心。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当《资治通鉴》记载太子丹请教鞠武的时候，把这件事安排在王翦灭赵之后，其实搞反了，参照《资治通鉴》的后文和《史记·刺客列传》，这时候赵国还在苟延残喘呢。

没过多久，秦国将军樊於（wū）期逃亡到了燕国，被太子丹收留了下来。

杨宽先生有过一个推断，说樊於期很可能就是近些年里经常出场的秦国将军桓齮，因为败在了李牧手里，要被依法问罪，这才走上了逃亡之路。

显然，比起当年的甘茂，樊於期简直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这倒不是因为甘茂比樊於期更有本事，而是因为在甘茂的时代里，山东六国还有资本跟秦国抗衡，秦国就算想抄甘茂的家，也必须掂量一下是不是值得跟甘茂撕破脸。而在樊於期的时代，秦国依法处置高级人才已经没有任何顾忌了，樊於期既然敢逃跑，那就株连他的全家，还要逼迫燕国交人。

当初秦昭襄王为范睢索要魏齐的人头，搞得好一场鸡飞狗跳，先是平原君咬紧牙关不交人，后是虞卿抛弃一切带着魏齐逃亡，然后信陵君中了侯嬴的激将法，准备护送魏齐去楚国避难…大家虽然惹不起秦国，但总有不信邪的人站出来跟秦国硬抗。

如今时局变了，曾经盛极一时的三晋只剩下残缺的赵、魏，而齐、楚两国都不再敢招惹秦国，燕国的国力又跟秦国差距太大。四下这么一看，按说不会有人敢收留秦国的逃犯了。鞠武头脑冷静，赶紧来劝太子丹。

鞠武能怎么劝呢？如果劝太子丹赶走樊於期，任由樊於期逃命，只要别在燕国就好，这就太下作了，不但鞠武说不出口，太子丹也做不出来。所以鞠武给了一个很合理的方案：请太子丹尽快把樊於期送入匈奴。

鞠武的这个意见，在战国史上很有里程碑意义。在此之前，无论人才流动也好，逃难避祸也好，基本都在“天下”这个范围之内，最远无非是从秦国到齐国，从赵国到楚国，这就已经足够安全了，不至于逃离“天下”的边界，进入“四海”的范围里去。

前边讲过，古人心目中的天，尺度远远小于今天。严格来说，“天”虽然只有一个，并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蛮族的地盘不属于“天”，而属于“海”，所以并不是“王土”。“王土”的四面八方，不管有水没水，都叫“海”，统称“四海”，再远就叫“海外”了。

当下的秦国，虽然距离天下一统还有一些时间，但对天下的各个角落都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震慑力，所以从樊於期以后，逃亡变成了一件异常辛苦的事情。要么往北投奔匈奴，要么往南进入百越，无论向南还是向北，小到语言、服饰，大到风俗、信仰，都要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这么一来，任何不合于主流的思想观念、学术主张，不但在“天下”失去了容身之处，即便到了“四海”或者“海外”也会因为水土不服而无法存活，“百家争鸣”的时代就从这里开始合上帷幕了。

话说回来，面对鞠武的建议，太子丹不以为然，理由还是贵族式的：“人家樊将军在走投无路之际来投奔我，这正是我拼上性命来保护他的时候，您还是帮我想个别的办法吧。”

前边讲过，在这种古老的道德准则里，阶层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当有人来投奔你，把身家性命交托给你的时候，就等于认同了你的为人，而这种认同感相当于莫大的恭维——人家是因为看得起你才来投奔你，要么为什么不去投奔别人呢？这份“看得起”，有资格得到同等程度的回报，让人义不容辞。这种时候如果还去计较利弊得失，那就是小人嘴脸了。

鞠武见太子丹不肯降低道德准绳，也只有徒唤奈何，说了一串很漂亮的道德箴言，原话是这样的：“夫行危以求安，造祸以为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而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所谓资怨而助祸矣。”意思是说，以危险的举动谋求安全的结果，闯祸却自以为造福，目光短浅而结下深仇，为了帮助一个新朋友而不顾国家安危，这是一条自取灭亡之路啊。

鞠武这番话，在今天看来很正常，而还原到当时的环境，其实特别耐人寻味，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利益凌驾于道德标准之上。

对照一下魏齐事件，平原君、虞卿、信陵君、侯嬴，这一个个金光万丈的道德楷模可都是把道德标准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这就意味着，在贵族操守里，可以牺牲国家来捍卫道德，却不可以牺牲道德来捍卫国家。换句话说，国家只是一件工具，而不应该成为目的。如果必须牺牲道德来保全国家，那么这样的国家并不值得保全。

当我们看清了这些观念背景色，就容易看懂鞠武埋怨太子丹“连结一人而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这短短一句话，昭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至于太子丹，既然接纳了樊於期，就必须早做准备，以应付来自秦国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