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之所以千古留名,不仅在于主角荆轲“刺杀”的豪迈,还在于配角樊於期“献头”的壮烈,只为谋求那万中无一的机会,便慨然自刎。但如此一个忍辱负重、为天下而不惜己身的义勇之士,司马迁老先生在《史记》中却只有寥寥数语:“秦将”、“得罪於秦王”,这怎么能满足后人的好奇心?所以千年以来关于樊於期的身份猜测不断出炉,其中又以近代学者杨宽教授的“桓齮说”影响最大。
杨宽在《战国史》一书中认为樊於期就是秦国大将桓齮,他的依据主要有三:
一、樊於期与桓齮名字发音非常接近,也就是音同字通假。
二、樊於期在投奔燕太子丹之前没有任何记载,在《秦始皇本纪》中屡次出战秦将姓名,也独不见有樊於期,这与一个被秦始皇“宗族皆为戮没”、悬赏“金千斤,邑万户”的秦将身份不相符。
樊於期
被秦始皇恨成这样,樊於期怎么可能是籍籍无名之辈?
三、桓齮消失的时间与樊於期出现的时间巧好吻合。杨宽认为,桓齮在始皇十四年的肥之战被李牧击败后,就不见踪影,而燕太子丹在十五年由秦归国,按《刺客列传》记叙,此时刚好樊於期前来投奔。
太子丹
整件事一环扣紧一环,乍一看还真是颇有道理。
再加上杨宽教授在近代史学界的地位以及《战国史》这部断代史名著的影响力,“桓齮说”在学术界颇有一番市场,比如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中也认同此观点。
但“桓齮说”有两个致命缺陷无法自圆其说!
在说缺陷之前,我们先来看史料是如何记述桓齮的:
秦始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
“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邺,取九城。”
“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十月,桓齮攻赵。”
“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
《资治通鉴》:
“十一年,将军王翦、桓齮、杨端和伐赵,攻邺,取九城。王翦攻阏与、轑阳,桓齮取邺、安阳。”
“十三年,桓齮伐赵,败赵将扈輙于平阳,斩首十万,杀扈輙。赵王以李牧为大将军,复战于宜安、肥下,秦师败绩,桓齮奔还。”
“十四年,桓齮伐赵,取宜安、平阳、武城。”
《战国策·赵策四》:
“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桓齮。王翦恶之,乃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没有时间)
李牧
缺陷一:否定《战国策》中关于桓齮战死的记载。
《战国策》虽然没有记述“杀秦将桓齮”的时间,但根据全文应知是秦王政十八年。《史记》和《资治通鉴》在记载十八年秦围攻赵时,只出现了王翦和杨端和,确实没有桓齮的名字。但就此否定《战国策》中关于桓齮战死的记载,显然是有点“以二否一”,看不上《战国策》的意思。
虽然《战国策》作者不明、时间难断、书中还有不少篇章内容荒诞,但毕竟是一部史学名著。而且《史记》和《通鉴》只是没有记载桓齮的名字,并没有否定“桓齮战死”。说不定,桓齮因为十三年的败绩被秦始皇降职使用,十四年之后没有再单独领军,而且职位还不高,所以《史记》和《通鉴》就没有出现桓齮的名字。
桓齮
缺陷二:不合情理
如果樊於期是桓齮,他会因为一次战败就叛逃燕国吗?要知道秦国对待战败的将军算是极好的,当年,秦穆公对待殽山之役中惨败的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三人“素服郊迎”, 而且还把三人官复原职, “愈益厚之”。
秦始皇就更不用说了,不管是犯错的文臣还是战败的武将,他都没有苛责。当年尉僚偷偷的挂印而去,秦始皇不但把他追回来,死缠着继续让他担任国尉,还一如既往的信任他。大将李信伐楚惨败,让秦始皇既丢了面子又损兵舍将,都没被杀,而且在后来的灭燕、齐的战役中继续让李信担任副将。
秦始皇
比之他们,桓齮的一次战败,而且不是大败,又算得了什么?兵败受责还是叛逃灭族,桓齮会拎不清孰轻孰重?
如果樊於期是桓齮,秦始皇会因为桓齮的一次战败,害怕受罚逃走,而诛其全族还不解恨,又重金悬赏吗?
如果樊於期是桓齮,如此一个畏罪而逃的人,又怎么能做出“自愿献头”这样的壮举来?
所以樊於期是桓齮的说法,只是臆想而已,既缺乏实锤的证据,也不合情理。
那么,樊於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又是因为何事得罪秦始皇的呢?
樊於期
前文已经说过,史料中没有任何关于此的记载,我们只能猜测,能让秦始皇做出族诛、堪比封侯的赏赐,可见樊於期得罪秦始皇非常狠!
什么事能让秦始皇如此愤怒?有些人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宫闱讳事,还煞有介事地浮想联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樊於期受到某位贵人(比如赵太后、某位受宠的妃子)的诱惑,稀里糊涂犯下大忌,被秦王知晓或撞见后逃亡。秦王怒,灭其宗族,重赏购其首。
但小编认为这也非常不合情理,如此宫闱讳事,秦始皇只会三缄其口,又怎会悬赏天下,弄得人尽皆知?如果真是这样,太子丹又怎会甘冒大险收留如此不知轻重,不顾廉耻之人?所以樊於期得罪秦王绝对另有隐情。
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属于演义小说)一书中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小编认为就非常合理,而且极有可能是事情的真相。
《东周列国志》中说,樊於期是秦王弟成蟜的手下将军,不但忽悠成蟜叛乱:“今蒙骜兵困于赵,急未能归,而君手握重兵”,更是在讨嬴政的檄文中揭露秦王“隐私”:“今王非先王骨肉”、“传檄以宣淫人之罪,明宫闱之诈”,因而为嬴政所恨。
而且从时间上也能对得上,成蟜叛乱是在始皇八年,樊於期在燕国出现时是始皇十五年,在这七年的空白期,樊於期有可能先跟随成蟜叛乱后“归于赵国”,后来才投奔到燕国。
成蟜
因为“樊於期传檄讨秦王”说,只是小说演义之言,所以既无史料支持,也无佐证推导,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个猜测非常合理,以秦始皇的性格,大张旗鼓的揭露他的“隐私”,绝对是触碰到了他的逆鳞,所以嬴政追索天下,也要誓杀樊於期。
这样,樊於期和桓齮的人生轨迹就有了一个大致的脉络,桓齮是秦国大将,经常独领一军,而且颇多战功,所以经常在史册中留名,但因为与李牧的一次战败,被秦始皇降职任用,后来在攻赵的一次战斗中被李牧所杀,因为此时的桓齮职位不高,所以未被史料所记;而樊於期只是成蟜手下的一名将军兼谋士,因为在檄文中揭露秦始皇的“隐私”,大大得罪了秦始皇,所以被族诛,悬赏缉拿,最后樊於期为保灭族之仇,甘愿献头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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