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白皙通侯最少年

一般的史书，包括根据“史实”改编的文学作品，都言之凿凿地描述：北京崇祯帝上吊后，吴三桂已经完全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亲自率兵马往北京方向进发，欲“觐见新主”。中途，他听说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走，又闻其父吴襄被拷掠，登时冲冠一怒为红颜，带兵掉头扑转山海关，首先击败老同事唐通，然后联合另一个老同事高第，举兵宣布反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在崇祯帝死后的几年间，社会上从未有过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传闻，倒是曾经反清的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在《幸存录》中言之凿凿地为他辩护过：“（吴）三桂年少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闯寇（李自成）所以诱其甚至，（吴）三桂终不从。”

而且，崇祯帝死后一直住在北京的士大夫，皆未听过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说。比如著《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的钱邦芑，也讲过吴三桂之父写信招降其子被拒绝的情况：“贼（农民军）挟其父手书招之，三桂得书不发，入拜谢父，咬破中指，扯裂家书，随约王永吉借清兵十万，以图恢复。”夏允彝、钱邦芑二人，皆是生活在北京被攻陷之时的大明朝。如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事，他们自然会大加渲染。

最详细记载吴三桂对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是钱轵的《甲申传信录》，但此书成书于顺治十年，原文如下：

三月，（明廷）廷议撤宁远镇，并调吴三桂剿秦寇，封三桂西平伯，上（崇祯）手敕谕之。（吴）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闯寇已陷京师矣。闯（贼）入，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闯（贼）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又令其父（吴）襄亦书谕，使速降。三桂统众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糜烂。（吴三桂）顿兵山海城，益募兵议复京师。

即使在这部书中，作者也没指明吴三桂是接到父亲书信后前往北京投降，只讲他“统众入关”，往北京方向行动，更没有言及他“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情。

顺治十二年，历史大家谈迁入京修《国榷》，也没有采纳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反而这样写吴三桂：吴三桂上书其父，“父既不能为忠臣，三桂亦安能为孝子，三桂与父诀，请自今日”！义正词严，很有郑成功斥其父郑芝龙之风。

再后，加入降官行列的吴伟业作《圆圆曲》，诋嘲吴三桂为女人而“冲冠一怒”，也没说他带兵去向李自成投降。有人可能说，诗中纪事，自然不可能完全按照实际去写。但是，吴伟业的笔记《绥寇纪略》，依旧没有记录吴三桂有降闯之事。

所以，当时和后来严谨的史家，如谷应泰、张岱等人，均在著作中不收吴三桂降闯之说。

至于《流寇志》《吴三桂纪略》等笔记小说中所载的只言片语说吴三桂降闯的内容，也没有什么枝叶可寻，只可当作“小说家言”。

乾隆时期修成的《明史》，是清朝官方钦定的史学著作，只讲了吴三桂对李自成“欲降”，突出他因爱妾陈圆圆被劫所生的愤恨，并不讲他投降过李自成。

真正大肆宣扬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的，是爆发“三藩之乱”后的康熙时期。当时，为了暴露吴三桂的“大奸大恶”以显示其发动叛乱的非正义性，康熙帝在诏旨中大骂吴三桂“委身从贼”，目的完全是政治宣传。清方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吴三桂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道德小人。

其实，只要看过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击败李自成后向小皇帝所上的报告，就可以明显看出吴三桂根本没向李自成投降过：“（李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遣人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

“三藩之乱”被平灭后，众恶归焉，加之吴三桂人品确实很差，众口一词，《庭闻录》《圆圆传》《四王合传》等笔记小说纷纷渲染吴三桂先降李自成而后为爱妾降而复叛的事情。渐渐地，传闻、小说，就变成了信史。成王败寇，日复一日。吴三桂成为完全定型的、胎里坏的典型样板。

真正的历史情况是，吴三桂接到崇祯帝诏令后，并无故意迁延，而是立刻奉诏勤王。他之所以行动迟缓，是因为要把关外人民拖家带口一同迁入关内。

李自成攻下北京时，吴三桂应该已进入山海关地区，而非像许多书中所讲他还在宁远城磨蹭。而且，仅仅休整了四天左右，吴三桂就率整军抵达永平，然后向西前往玉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唐通从居庸关前往山海关接防，途中并没遇见吴三桂，所以不存在唐通代替李自成接受吴三桂投降之事。

在永平、玉田的十多天里，吴三桂在获悉明朝崇祯帝已亡的消息后，徘徊逡巡，做出了他人生中也是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

面对改朝换代的现实，吴三桂冷静下来思考，确实一时难以定断。向与自己所辖辽东军没有血仇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投诚，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何况亲生父亲以及重要家属皆被扣于北京做人质。此外，他的昔日同事，文臣不说，武将如唐通、白广恩、姜瓖、黎玉田、高第等人，无不向李皇帝修表归诚，这自然也会影响吴三桂的选择。投靠大顺新主，谋取高官厚禄，应该是吴三桂当时的不二之选。

不仅时人这样想，吴三桂本人这样想，李自成等人也这样想，而且大家皆是想当然：穷途末路的吴三桂，先前一直与清军在辽东血战多年，不久前还在宁远城重创济尔哈朗部清军，他怎么可能出关投向清军怀抱呢？

一切的一切，皆是李自成一方以及北京明朝降官的想当然而已。对于吴三桂来说，曾经最凶恶的敌人，当然也是可能的投靠路径之一。

早在崇祯十五年，松锦大战之后，明朝辽东军将的中高级军官不少人被俘变节降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曾经一手提拔吴三桂的恩师洪承畴和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而后，皇太极亲笔写信招降吴三桂的同时，还让洪、祖二人以及其他一些高级明朝降将写信劝说吴三桂投降。但当时的吴三桂，对明朝忠心耿耿，毫无二心。倒是猜忌刚愎的崇祯帝对他放心不下，假装调吴三桂之父吴襄入京为官，实际上是把吴三桂一家人弄入北京城做人质。

北京陷落后，吴襄等吴三桂的家人自然落入李自成之手。

吴三桂徘徊于玉田附近，一直没闲着，不断派人打探北京城中的情况。李自成政权的违背常理，以及刘宗敏夺掠其妾的肆无忌惮，使得吴三桂头皮发奓：纵使自己前往北京归顺李自成，也有可能是一去无回！趁着手中仍有一支生力军，不如拼死一搏，向清朝“借兵复仇”，或可死中求生！

就这样，吴三桂来了个突然回击，打跑了替李自成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与明朝原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宣布讨伐李闯，恢复大明。而后，“借兵复仇”变为“藩王相报”，吴三桂终成清廷鹰犬。

山海关一失，整个局面，全然大变。

李自成在山海关“亲征”大败后，只可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他率残兵撤回后，迅速放弃了北京，携带大批金宝窜回陕西。吴三桂带路，多铎、阿济格等清军铁骑一路追击，马不停蹄地蹑尾而进，不给李自成任何喘息机会。

五月初二，坊间哄传吴三桂将军在山海关大败贼军，并夺回崇祯太子。兴高采烈的北京士民争先恐后出城，大排皇帝法驾，准备迎接太子入城为君，重复大明天下。

不料想，烟尘过后，马蹄声静，映入北京士民眼帘的，不是明朝太子，而是风尘仆仆，身骑高头大马、脑后拖着大辫子的多尔衮清兵。瞠目结舌之余，迎接人群中的前明官员脑子快，将错就错，把清朝王爷多尔衮迎入武英殿。

无论如何，北京城内，又有了一位“新主”。

甫进京城，多尔衮很会随机应变。他以“为明报仇”为名，为崇祯帝发丧，并把前明大臣陈名夏、冯铨等人招至幕下效力，大肆笼络汉族士人，表示要把被农民军侵夺的土地“归还原主”。不久，多尔衮宣布北京士民要在为崇祯帝戴孝三日后剃发，引起极大反感。在京汉官纷纷上疏，竭力反对。深知自己立足未稳，多尔衮暂时收敛怒气，一个多月后下令“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让各级汉官尽快办公视事，为清朝新政权服务。

但是，多尔衮暂时的收敛为日后的“留发不留头”埋下了伏笔。

李自成撤退后，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乡绅士兵纷纷起事，誓要灭“流贼”，复明朝。短时间内，数十个州县并举，抬出一个明朝远支“济王”做号召（其实那个宗室不过是个“奉国中尉”，九竿子才能打着的朱明远宗）。不久，先前降附李自成的大同总兵姜瓖，忽然宣布归降清朝，在保德州的唐通也向清廷上表投附。

“大顺”的灭亡，只是早晚的事情。“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用来形容李自成，再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