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不是神话，在一千多年的天空，在陈旧的历史中，依然熠熠生辉，炫目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其历史魅力到底是什么？其中一定有唐太宗的英明神武，有文武群臣的贤良忠直，有历史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气度，有让人有所启示却又难以说透的历史精华。

李世民登基后，于次年改元为“贞观”，自此，中国进入古代历史上最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时代。贞观之治，几乎成为唐、宋以后治国实践中理想境界的代名词，诸多史书和文学作品甚至将之神化了。

但贞观之治不是神话，在一千多年的天空，在陈旧的历史中，依然熠熠生辉，炫目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其历史魅力到底是什么？

其中一定有唐太宗的英明神武，有文武群臣的贤良忠直，有历史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气度，有让人有所启示却又难以说透的历史精华。

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给后人以更多的启示，是史学者的职责，因此，本讲中，主要是试图回到历史环境中去探寻贞观之治的历史启示。

唐太宗在晚年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提到了以下五个方面：

“一，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

二，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三，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

四，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

五，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成功也。”

唐太宗这席精辟的自我总结，可以说是其治国之道的真实写照。此五个方面的经验，归纳起来，最根本的即是太宗的用人之道。

(一)千古难题

唐太宗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被奉为“圣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公正而高超的用人之道。作为最高统治者，如何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都笼络到自己的手下，使其尽心尽力地为自己效力，使每个人的才能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是一个千古难题。李世民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出色。这是“贞观之治”留给后人最宝贵、最发人深省的启示。

不私于亲

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见群臣，确定功臣的待遇级别，这是历代君王都必须做的，即在取得胜利之后，按照功劳的大小给功臣们重新排定座次级别。

排在最前面的是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等人。

当宰相陈叔达把功臣等第当众唱名公示之后，唐太宗对各位大臣说:“朕给各位爱卿排定的勋赏，也许还有不合适之处，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他是要令众人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免得日后闹出些纠纷和麻烦。

但是，既是太宗排定的，一般之人谁也不便说什么。

可是，有一个人克制不住，站出来说话了。他就是李世民的族叔淮安王李神通。

李神通当众嚷了起来：“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笔刀，功居臣上，臣窃不服。”

李神通为什么敢于向唐太宗叫板？而且是针对太宗最信任的两位谋士？

李神通是高祖李渊叔叔的儿子，是太宗的叔辈。在李渊起兵南下关中的过程中，李神通和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在关中响应举兵，在当时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李神通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打下长安后，李渊任命他为宗正卿，掌管皇室事务。后来在唐朝统一战争过程中，李神通先后与宇文化及、窦建德、刘黑闼等交战，可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想，老子是皇上的叔叔，是最早响应起兵的元老，且亲自救过皇上(指从太子李建成府中将李世民救出)，这天下是我们李家的，为什么不能功居第一?

不过，李神通和太宗的妻兄长孙无忌相比，无论功劳还是亲疏，都觉得欠缺一点。但房玄龄和杜如晦居然也排在自己前面，那他自然就不服了。

唐太宗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动向。如果大臣们都以太原和武德时期的功劳为资本，甚至以宗亲关系，向自己要官要地位，那他李世民就无法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他需要树立自己用人方面的权威。于是他数落起自己的这位叔叔说:“当初义旗初起，叔父虽然首倡举兵，在关中响应，那大概也是出于无奈的自救之举吧。后来被派往河北山东与窦建德作战，叔父是全军覆没;后来跟朕去镇压刘黑闼，叔父还是望风而逃。平心而论，您到底有多大功劳呢?”太宗挖苦起人来，可谓刻薄之极了。

这一通数落，没给自己的族叔一点情面。而且当众点明，不要拿起义之初的那些事来说事。这背后，应该还有别的所指，李世民当上皇帝，有一些高祖的老臣还是会有想法的，如裴寂、肖瑀、封德彝等人，包括刚刚宣布封赏名次的陈叔达。有些话要挑明是需要找到话头的。李神通先发难，又是一个合适的可以挑开来说的人，于是就成了唐太宗表白用人立场的突破口。

唐太宗是要借机发布一个政治宣言。他接着说:“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为朕出谋划策，最终安定了社稷，有如当初之萧何，论功行赏，自然在要叔父之前了。尽管叔父是至亲，但不可以因为私恩，而滥与勋臣同赏!”

唐太宗借此打出了“不私于亲”的用人旗帜。

事实上，这也仅是一个幌子而已，房玄龄和杜如晦才是他真正的亲信之人。但是人们还是相信唐太宗是出于公心。事实上，这二人为李世民夺权出谋划策，贡献最大，而且他们也确实很有治国之才，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作出了积极贡献。

尽管唐太宗强调任人惟贤，不私于亲，但长孙无忌、房玄龄和杜如晦等人，毕竟都是李世民的亲信之人，任用他们可以说是任人惟贤，但还不能很好地体现“不私于亲”的原则。那么，唐太宗如何对待过去的政敌，则是从另一个方面来体现“不私于亲”的原则。

李世民是通过政变夺取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后，如何安排前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官属，就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那批人本来都是为李建成出谋划策的，都曾经要置李世民于死地。如果出于个人情绪，把他们都杀掉或者流放出去最为解恨。

但李世民没有那样做。他深知政敌中有可用之才，而且重用这些贤才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历史上就有许多重用政敌的成功事例，如春秋时期齐桓公重用管仲而成就霸业。

魏徵是李建成最器重的谋臣之一，因为多次劝李建成杀掉李世民，故而早上了秦王府的黑名单。玄武门之变后，命运多折的魏徵，又一次面临着转折。他将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未来的新君?李世民又将如何从魏徵的身上打破僵局，在旧政敌面前树立自己的形象呢?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他立即召见魏徵。

李世民一见魏徵，就励声问道:“你为何要离间我们兄弟?”

在场的人见此情景，都为魏徵捏了一把冷汗。但魏徵却从容不迫地答道:“如果当初原太子听从魏徵的建议，则不会有今天之祸了。”

此言一出，真是语惊四座。不仅旁人，就连李世民也不由得愣了一下，没料到此人的胆量如此之大。

李世民于是仔细端详站在下面的魏徵，想起种种往事。这个人确实是个难得之才。当年父皇派他去安抚山东，他劝得徐世归朝。后来自己没能平定刘黑闼反叛，建成去完成了任务，听说就是靠魏徵的主意。看来此人绝非平庸之辈。且能遇事不慌，胆大心细，忠直可嘉，若能为我所用，化敌为友，岂不是大有助益!

就在李世民沉思的时候，四座之人心里都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新太子想怎样处置魏徵。独有魏徵，还是神情自若，直视着坐在上面的李世民，毫无惧色。

魏徵说的是真心话，既非在故意“卖直”，也非故意激怒李世民，好让自己图个痛快，早点了结，也落下一个忠臣的名声。

魏徵为什么敢于那样激怒李世民呢?

其实，这是聪明人之间一次高明的过招。魏徵自然了解李世民这个对手的习性。他知道，李世民是那种爱才之人，而且有着招降纳叛的习惯。凡是敌方手下有什么能人，他李世民总是会想方设法笼络到自己的手下来。李世民手下那么多名将，很多是从敌手那里挖过来的。魏徵也知道自己的份量，李世民不但不可能杀他，且会重用他。所以，魏徵说出那样的话，看起来凶险，其实是最好的开场白。魏徵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判断能力，已经知道李世民的心思。还需要低头乞求李世民放自己一条生路吗?

李世民也是故意试探魏徽，他本来是爱才之人，也能容人。他沉吟了一会儿，再看魏徵一眼，说:“魏徵，先任命你为詹事府主簿。”当时李世民还没有即皇帝位，是以太子身份处理朝政。詹事府是太子东宫的最高行政机构，相当于朝廷的尚书省。

魏徵一点也不惊讶，他料到李世民会有如此安排，于是从容拜了拜，说了声“谢殿下”。李世民赞赏地点了点头。

唐太宗在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基本上坚持了“任人惟贤，不私于亲”的用人原则。除了魏徵之外，还有一些前太子的亲信亦被李世民重用。如王珪和韦挺均被召回，并很快委以重任。而且，唐太宗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很好地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翌年，魏徵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从此，魏徵走上自己的谏诤生涯。于是有了“君贤臣直”的千古之遇的君臣佳话。

评点群臣

唐太宗不但十分爱才，且能用人如器。他对每位大臣的特点都了如指掌。为了让众臣亦能相互看到他人之长，己之不足，他曾先后两次评点群臣，亦成为历史佳话。

一次是贞观四年，王珪被任命为门下省的长官侍中，是集体宰相之一。当时，同在宰相之位的还有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等人。有一次，太宗设宴招待宰相们，席间，太宗对王珪说:“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熟与诸子贤。”

太宗这话的意识是说，你王珪是以善于品评人物出名的，口才又好，今天你就针对在座的各位大臣，都来品评一番吧，还需对自己有个定位，与各位大臣相比，衡量一下自己的短长。其实，是要王珪当着众人的面来说大家的短长。这在官场上是一个忌讳的问题。

王珪并不推辞，当着唐太宗和宰相同僚的面，就发起了高论:“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

王珪认为，房玄龄的特点是鞠躬尽瘁，任劳任怨，;魏徵则以直言敢谏著称;李靖的特点是文武兼备;温彦博以公正严谨见长;戴胄的能力则体现在办事有条理。说到自己，那就是好恶分明，敢于讲话。

王珪拿自己做参照，又对宰相们一一做了评价，且太宗和诸位宰相都觉得非常到位。

宰相是国家最高层的人才，唐太宗能够把他们安排在不同的部门担任主要职务，集体组成宰相联席会议，这说明太宗是了解众人之长处的。而且太宗把每个人的长处都发挥得恰到好处，形成了君臣之间的共识。这个氛围本身，就表明当时有一个健康的政治环境，大家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论各自的长短，自我表扬也不会引起同僚的特殊反应。

另一次是唐太宗本人公开评点当朝大臣。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人都苦于不能明了自身的过错，各位爱卿请指出朕有什么过错?”

长孙无忌回答说:“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陛下的武功文德，我们想理解消化都很困难，哪有什么过错可言呢!

唐太宗是要在高层次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可是谁人敢言皇上有过错呢?况且唐太宗在众大臣心中，确实是十分完美的。就连魏徵和后来的褚遂良这样直臣，也只就李世民的个别做法提出自己的看法，至于太宗的形象，仍然是完美的。

还是太宗自己打破了僵局。他说:“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说，你们不欲面举评议我，那我就来说说你们大家的得失长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面对一片拜谢声，太宗说开了“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必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緶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由此可见，唐太宗对当朝大臣是多么的了解。他深知人无完人，曾多次强调“人之行能，不能兼备”，只有真正做到各取所长，才能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也正因为唐太宗身边有众多的贤能之才，且能各为所用，因而自上而下，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政治局面。这是“贞观之治”的政治基础所在。

(二)以人为本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这是唐太宗所总结的明理之言。因此，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也是“贞观之治”给后人的重要启示。

李世民即位以后，尊重人性，关心民生，留下了诸多的事例。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关中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接着是蝗灾。夏日的一天，唐太宗来到皇城的御苑中，发现了蝗虫，顺手就抓起了一只，拿在手上，用咒语般的话谴责起蝗虫来:“民以谷为命，你这些家伙却把庄稼吃了，有本事你们就来吃掉我的肺肠吧。”说完，举手就要将蝗虫往嘴里送。左右大臣赶紧劝阻:“这些个脏东西，吃了会得病的啊!”太宗说:“朕为了受灾，还有什么疾病好逃避的!”于是把这只蝗虫吞吃了。

《资治通鉴》记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是岁，蝗不为灾”。也许是唐太宗的真诚感动了上苍，其实更多的是感动了天下百姓，提高了灾区百姓减灾抗灾的积极性和战胜灾害的自信心。

同年，由于旱灾引起饥荒，有的人家只好卖儿卖女。太宗得知这个情况后，对身边的侍臣说:“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他敢于把造成自然灾害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怨天尤人。于是，他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到关中各地去巡视检查，发现被卖的孩子，就由国家出钱把他们赎回，还其父母。

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唐太宗在贞观二年三月下了一道大赦诏，诏书里说:“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不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天吝”。四月，又下诏，针对“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的状况，下令各级官府出资，把散落在荒野的尸骸进行收葬。

这几件事，都发生在贞观二年，可以想见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多么恶劣。但是，唐太宗以自己的诚心和勇气，号召百姓进行抗灾，最终克服了自然灾害给唐朝政权带来的冲击，社会很快稳定了下来。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都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前两年出去逃荒的人，都陆续回归乡里。因为粮食丰收，每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的人才二十九人。这是说，老百姓对新政权充满信心，没有把自然灾害带来的痛苦转嫁为对政府的抱怨。由于年成的好转，社会秩序也很快安定下来，犯罪率很低。

吴兢在《贞观政要·政体》里描写，经过几年的恢复和发展，到贞观中期，全国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好转。他用了“商旅野炊，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这样一段话,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状况。

李世民在后来的自我总结时，也对贞观时期的社会状况作了描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如果收成不好，那是国家最大的忧虑。当前粮食大丰收了，朕作为亿万百姓的父母，只想更加勤俭节约，而不能奢侈浪费。朕常想，要给天下百姓都赏赐一些财物，让百姓都富贵。可我怎么也赏赐不过来呀!靠政府的赏赐，百姓是富不起来的。于是朕坚持减免徭役，不妨碍农时的方针，让百姓都可以去耕种。同时，兴修水利，减少灾害，结果大家都富起来了。又倡导文明礼让的社会风气，这样大家都贵起来了。只要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朕即使不听音乐，不游山玩水，也乐在其中啊!”

唐太宗正是看到了自己制定的政策给百姓带来的实惠，内心非常得意。

......

贞观六年(公元632)，竟然出现了“死囚四百来归狱”的空前绝后的景象。

上年年底的一天，准备辞旧迎新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来到长安的监狱，亲自过问囚犯的情况。当他看到那些行将被处决的死囚时，顿生怜悯之心，觉得他们不能回去与家人团聚，非常可怜。于是，下令把全国所有的死囚犯都放回家过年，等来年秋天到来之前，都必须按期回到监狱，接受行刑。规定的日期到了，几百名死囚全部回来报到。唐太宗为这种信任所感动，当即将他们全部赦免了。

可以想象，当唐太宗宣布全部赦免这几百人的死刑时，是一幕怎样的感人场景。

这件事情，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正史书上都有记载，还被白居易写进《七德舞》诗中。这事听起很玄，显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应该不是史学家所虚构。两《唐书》的《太宗本纪》里，是把它作为当年很少的几件大事来记载的。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明君”的典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讲人道，尊重人的生命价值。这方面，他与作为“暴君”典型的隋炀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应该说，唐太宗作出这个决定应该冒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这些死囚犯放出去不回来了，那该如何收场?唐太宗哪来那么大的自信?

然而贞观六年前后，正是唐太宗在治国方面最有成就、最为自信的时候。他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努力，在治理国家上超过了历代帝王。无论是什么人，都会为有这样的君王而自豪，都愿意相信这样的君王所作出的安排不会是陷井。

对于放还囚犯之事，唐太宗也许在相信“以心感人”的强大感召力的同时,对于可能出现的后果,也有很大的成算。

三、四百个死囚犯，被放回到各地，地方组织同样可以监控他们。唐朝的乡里组织是非常严密的。每一百户为一里，由里正承担各种管理职能，五里为一乡，而且“四家为邻，五户为保”，邻里之间承担各种连带责任。在这种组织系统中，州县乡里层层控制，囚犯放还逃散的风险并不大。

风险不大，成本也不高，效果却非常好。这就是唐太宗的高明之处。然而这种高明的表演，不是一般的统治者可以做得出来的。这样做的前提，一是要自信，更关键的是要社会稳定。当时的社会，无疑是非常稳定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囚犯都非罪大恶极的亡命之徒，许多人还可能是冤假错案。唐太宗检查案件后，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就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弥补此前的错判。

《资治通鉴》上记载，唐太宗放还死囚三百九十人，白居易诗中所写“死囚四百来归狱”的“四百”应为约数。

将近四百人，难道他们就真的一个无法逃亡吗?他们就真的不怕死，都回来等待处决?囚犯们当时的心理状态如何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反正都做好了要死的准备，现在还可以回家团聚，皇帝这么信任他们，很容易就被感化了。再说，再回来说不定还可以有生还的机会。这可真的是“以心感人，人心归”啊。当皇上的把死囚的人心都唤回来了，那其他的人，自然都不难感化了。

唐太宗的“以心感人”之举，唤得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种少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又是“贞观之治”历史内涵的重要方面。

(三)四海咸服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来，不仅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处理好朝廷中的各种矛盾，营造出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而且在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上，也逐渐赢得了主动，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受制于北方民族的局面。

唐太宗逝世后，高宗在其昭陵的陵园里，雕琢了“昭陵六骏”与“十四国君长像”，以宣扬太宗的功绩。被雕刻在石像上的十四国酋长，分为两排安置。西侧廊房的石像分别是:薛延佗真珠昆伽可汗、于阗王伏阇信、吐蕃的松赞干布、焉耆王龙突骑友、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麴智盛、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吐谷洋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诺曷钵;置于东侧廊房的石像分别是:颉利可汗阿史那出必、突利可汗阿史那什钵必、阿史那什摩、阿史那社尔等四位突厥首领，以及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林邑王范头黎、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

十四国君长像均呈现归化者形状，代表着唐朝前期边境的几个主要民族，向大唐戾服，是贞观时期大唐与周边民族关系的象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太宗“天可汗”形象。

唐太宗的“天可汗”威信，不仅仅是死后才得到的。他在周边民族中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威望，很大程度是由于他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

一方面，太宗采纳了魏徵“收敛武功，修养文德，国内安定，四方少数民族自然归附”的建议，首先着重于国内的安定，国富民强，使四海威服;同时，不改变被征服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风俗，让他们的部落首领继续统领部众，有一定自治权力。这样的政策，坚定了其他民族归顺的决心。随着大唐对东突厥的胜利，边境各民族纷纷遣使至长安朝贡，閪立德奉命画《王会图》以示后人。他们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从此，唐太宗给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发文，都以“天可汗”自称。

突厥各部落的酋长归附唐朝后，“皆拜将军、中郎将，而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其中，最著名的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执失思力和阿史那社尔，归唐后都被任命为都督，继续统领突厥部落。贞观八年，阿史那思摩被任命为左武卫将军，跟随太宗远征辽东,被流矢射中,唐太宗亲自为他吸吮伤口以去箭毒。阿史那思摩死后，陪葬昭陵。

正是因为唐太宗实施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因此，自征服了突厥之后，大唐周边十分安宁，直延至高宗和后来的盛唐时期。

确实，贞观不是神化，其中确有太宗的英明神武，有文武群臣的贤良忠直，有百姓对朝廷的信任，有全国上下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中，我们确实有太多的感悟和启示，而这些感悟和启示，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十分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