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简介育女经（陈寅恪的“育女经”，放到现在也管用）

在女儿们眼中，陈寅恪的角色不仅是她们的父亲，更是一位坚守学术理想的学者，内心纠结的只是“民族文化之衰颓”。

|作者：陈娟

|编辑：于冰

|编审：凌云

近日，有记者从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获悉，知名内科医生陈流求于2022年2月12日12时20分在该院逝世，享年92岁。

不为人知的是，陈流求还有另一个身份，她的父亲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 陈流求

陈寅恪生前和妻子育有三女：大女儿陈流求，二女儿陈小彭和三女儿陈美延。

与两个妹妹相比，陈流求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她少小离家读书、工作，后来追随丈夫到成都，在那儿一住就是40年。她一直自诩为“很普通的一名医生，一个很普通的退休老太太”。

尽管如此，生前每次忆及父亲，她都觉得自己很幸福，“有幸在这样温暖的家庭中健康成长”；也感恩于父亲对她的言传身教，“教会我们三姐妹以平常心和独立精神行走于人世间”。

如今，长女去世的消息，再次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这位国学大师和他的家族、家风之上。

为女儿取名，用心良苦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段祺瑞下令屠杀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的群众，死47人，伤150人。

也是在那一年，36岁的陈寅恪结束国外游学生涯，到清华大学任教，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家齐名，并称研究院“清华三巨头”。

在清华大学，陈寅恪还收获了爱情。

陈寅恪与妻子唐筼的相识非常偶然。一天，他和几位同事闲谈，其中一位提及自己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一幅诗幅，诗幅的落款是“南注生”。同事不知“南注生”是谁，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略一思索，说道：“此人（女教师）必灌阳唐公景嵩之孙女也。”

唐景嵩是清同治四年进士，爱国将领，别号“南注生”，著有《请缨日记》——一部讲述自己清末赴越南参战以及参与中法战争的回忆录。陈寅恪刚好读过这本书，知晓此人。而那位女教师，正是唐景嵩的孙女唐筼。

唐筼自幼读书，先后就读于北洋女师、金陵女子大学，平日喜爱音乐和美术，闲暇时一个人弹琴唱歌，在旧报纸上练习书法，妥妥的才女一枚。

· 唐筼。

后来，经同事介绍，陈寅恪认识了唐筼，二人情投意合，于1928年完婚。比起那些山盟海誓，轰轰烈烈的民国爱情，陈寅恪与妻子的感情看似太过平淡、波澜不惊，却活出了别人求而不得的生活。学识深厚的两人，私下常常赋诗唱和、琴瑟和鸣，连女儿的名字都取得非同一般。

婚后第二年，大女儿陈流求在北京出生。此时，台湾已被日本占领多年，但陈寅恪始终认为“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便把台湾的古称“流求”当作女儿的名字。1931年，二女儿出生，取名“小彭”，取自澎湖列岛。两个女儿的名字都与《马关条约》中割台条款有关。

三女儿在1937年出生，取名美延，出自《荀子·致士》里的“得众动天，美意延年”，有积极乐观、延年益寿之意。

· 陈寅恪一家。（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筼、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

2010年，在父亲去世多年后，三姐妹共同出版《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追忆父亲、母亲当年往事。在书中，她们写道：“我们三姐妹的名字看似简单，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们才逐渐了解到父母和祖父在给我们起名字上的良苦用心。”

陈氏门堂三代世家，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是晚清湖南新政的领军人物。其父陈三立是诗文名家，也是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而陈流求三姐妹，无人从事文史研究，而是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他对我们要学什么从不干预，只是让我们独立地思考，独立做决定，让我们做我们想要做的任何工作。”陈流求说。

过去，她从未想过学文史专业，因为看到父亲体弱多病，于是立志从医，考入上海一所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一家纺织厂，从事医疗相关工作。后来，举家迁到成都，在成都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到退休。

二妹陈小彭，选修生物学专业，喜欢园艺，后来定居香港；小女陈美延，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后到中山大学任教，也是她耗费心血，整理父亲的手稿以及相关资料，并将之出版。

陈流求记得，姐妹三人只有小妹美延曾和父亲探讨过要不要学文史的问题。当时，陈寅恪答说，要是学历史，要超过他才好。最终，美延选择了化学。

“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虽然三个女儿都没有继承陈寅恪的衣钵，但他这一生，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都影响着女儿们。“第一，信念坚韧执着；第二，治学严谨创新；第三，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陈流求说。

陈寅恪早年游学多国，闲余时，也会跟女儿们讲自己当年留学的经历。

1902年春，13岁的陈寅恪跟随长兄东渡日本，到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最初，他的兴趣在理科，想学物理、数学之类，经过几番权衡，最终选择文史，“(父亲)后来还是觉得，中国人研究中国人的历史比外国人更占优势，外国人毕竟要先把中文学好才行”，陈流求说。

日本之后，陈寅恪开始四处求学。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大学、好教授，他就去旁听，不为学分，不为文凭，只为了获取知识，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都有他的身影。

当时，他放弃了炙手可热的政治学，选了冷门的古代语言作为专业，修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梵文和希伯来文等。这种求学的态度，使得陈寅恪的学术视野越来越开阔，东方学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正因为此，陈寅恪被清华国学院看中，聘为教授。在陈流求的记忆里，清华园里生活的那段日子，也是全家最欢乐的时光。

当时，父亲白天去上课，总是一袭长衫，脚踩布履，冬春则棉袍马褂。“他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裹着书本。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而讲其他课，则用不同的深颜色包袱布包着书。”

· 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

陈寅恪讲课有自己的“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开学后没多久，他的课就成了“热门”，常常座无虚席，到后来不止学生提前占座听课，有些教授如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也去旁听。正因如此，他被大家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后来，傅斯年评价陈寅恪:“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陈寅恪带着全家南下避难。离开北平时，他的右眼已失明。一家人从北平出发，辗转流离，跋涉了11个省，前前后后搬家10余次。在成都燕京大学执教时，陈寅恪左眼也失明。最让他痛心的是，颠沛流离中，自己花费数年心血收集的书籍和资料，有的毁于战火，有的被人盗走。

书没有了，陈寅恪做学术研究的笔却没有停下，靠的全是记忆。

陈流求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桂林城外良丰镇雁山上的一个茅草屋里，父亲伏案笔耕的情形。那“案子”其实是一个大木箱子，父亲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双腿微曲顶着木箱，一写就是半天。“屋顶有时漏雨，也不大隔热。热天日间，父亲的白布内衣小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可他好像全无知觉。”

就这样，凭着记忆，陈寅恪写下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寅恪于1946年10月重返北平。再次进入清华园执教时，他已双目失明，上课、批改学生论文都由助手帮忙。此后的他再出现在老照片里，多是杵着拐杖，或者坐在沙发里，双眼也对不准镜头了。

· 陈寅恪一家人。

陈寅恪曾对三个女儿说：“我不会以年迈为借口而休息，我要坚持做学问。”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目盲且晚年又遭股骨颈骨折不能站立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80余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此后仍未辍笔，依旧著述。这一点对我们影响至深。”陈流求说。

在广州，陈寅恪走完了人生的最后20年，1969年10月7日因心力衰竭去世。

读书当先正志

陈家是书香门第，一向注重后代的教育。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21岁时便得中举人，他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称他为“海内奇士也”。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光绪年间进士，官拜吏部主事，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以改革天下为己任，同时又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中汲取营养，主张维新变法。

· 陈三立

这样的家族，以诗书立门户，开设家塾，延聘名师，子孙很早就发蒙读书。陈寅恪在6岁时入私塾，跟着湘潭宿儒周大烈读书。后来，祖父、父亲被罢官，赋闲在家，更是将心血倾注在教育子孙上。

有一次，陈宝箴在孙子陈隆恪的扇面上题字时就写道：“读书当先正志……如此立法，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致误入旁径，虽未遽为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

这段话意在教育后人如何读书做人，也成为陈寅恪兄弟日后的人生准则。

1901年，父亲陈三立携全家到南京定居，安顿完家，便办起了家塾，教学内容以国学基础知识为主，同时又开设数学、外文、音乐、绘画和文体等。这种教育，对陈寅恪影响很大，既系统学习国学，又取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之长，为之后学贯中西打下基础。

到了陈流求这一代，陈寅恪对女儿们的教育也非常重视。

空闲时，他会选一些唐诗，教孩子们背诵，从最初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到后来的《长恨歌》《琵琶行》。

“他不干涉我们学什么，但要求我们不管学什么系，数学一定要好，逻辑思维要严密。”陈流求说，这是父亲对她们姐妹三人唯一的要求。她记得，父亲常常叮嘱她学医万不能马虎，这句话影响了她一生，“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对每位病患负责，不严谨是万万不行的。”

科学，也是陈寅恪对自己研究文史所提出的目标，“我们常听父亲说，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要尽力提高史学的科学性”。

在那个年代，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条件多么艰苦，陈寅恪总是竭尽全力让三个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在抗战艰苦时期，女儿们仍可以住校学习，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除了创造学习条件，陈寅恪对女儿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他做学问的态度，正是他一生的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陈寅恪

“父亲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强调文责自负，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流求回忆说。有一次，父亲要出一本书，出版社要求改动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词拒绝了，结果那本书也没能在当时出版。

在女儿们眼中，陈寅恪的角色不仅是她们的父亲，更是一位坚守学术理想的学者，内心纠结的只是“民族文化之衰颓”。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在文化断层的年代，鼓舞着失落文人们，成为他们借以安身立命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