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离 1986年7月,23岁的王宝山面临选择:读书还是继续踢球。
当时,王宝山在陕西省队已经踢了几年,有了点名气,但他觉得,自己进不了国家队,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
训练很苦,只不过,有些苦是他“自找”的——每天早上6点,当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起来练了,每天训练结束后,他自己还要练一个小时,陕西省体工大队吃饭是有时间限定的,王宝山有时候会错过“饭点儿”,只能自己去外面吃碗面条,吃个烧饼;此外,有时候连洗澡水也没有。
王宝山把想法和教练说了,教练几次劝他,但王宝山一直犹豫,后来,教练告诉他,7月份有个“宝成杯”,在西安打,国家队和国青队都来,“如果打完你还是没啥希望,我就同意。”
那年的7月19日,陕西队和国家队在西北体育场(陕西省体育中心前身)开战,公开售票,观者如云。陕西队赢了,1比0,王宝山表现出色。
但球迷不干了,当时,陕西只是乙级队,当时整建制存在的国家队,居然输球,引发了球迷的怒火。
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是高丰文,虽然队内有马林、柳海光等前锋,但他还是关注到了王宝山,来陕西前就和当地打了招呼,“我要看看王宝山”。
国家队回北京后没多久,国家体委的征调函就到了体工大队,王宝山梦想成真,成了国脚。
很多人都以为,王宝山是第一位陕西国脚,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他之前,还有一个“猛人”夏永伟,从中卫改打的前锋,1977年的时候,他曾入选张宏根执教的国家队,但因为伤病没有站住脚。
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的全运会上,王宝山曾和夏永伟并肩作战。
夏永伟出生在天津,11岁时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到了陕西兴平;王宝山和他的情况差不多,他出生于山东临沂,小时候跟着父亲到了宝鸡,父亲在航空工业集团下属的宝成航空仪表厂工作,当地人惯称“三八厂”(工厂信箱)。
“三八厂”很牛,中国航空工业第一个航空陀螺仪表,第一套导弹自动驾驶仪,第一套航空航姿导航系统和第一套航空飞行指引系统,都是这个厂研究出来的。当年宝鸡经济形势低迷的时候,大家都说“三八不倒,宝鸡不倒”。
但在王宝山眼里,“三八厂”最厉害的是有一块天然草皮球场,这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
王宝山当时的家,就在球场边上,父亲不会踢球,但喜欢看。他的足球启蒙老师是班里的体育老师,而且,是位女老师。
王宝山体能好,当时是“三八小学”的体育尖子,三料队长——足球队、篮球队和田径队。后来,陕西省田径队找到王宝山,希望他练中长跑,王宝山如果去了,就等于有了正式工作,他就和父亲商量,父亲不同意,“我还是喜欢你踢球。”
至于篮球,由于个头的原因,王宝山也放弃了,就这样,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就这样“完成”了。
后来,王宝山去了宝鸡体校,在这里,他再次面临选择。
1979年全运会,当时有少年组比赛,分在太原赛区的陕西队挑人打预选赛,王宝山没选上,而在当时,他自认是宝鸡体校第一球星。
心灰意冷之下,王宝山不想踢了,他想考西安体院,在这个过程中,陕西青年队组建,选中了王宝山。
王宝山再次和父亲商量,父亲就说,你考体院,出来也就当个体育老师,如果继续踢球,可能“踢出来”。
多年以后,王宝山回忆接到入选国家队通知的时候,“并不兴奋”。
在国家队,王宝山开始打替补,大放异彩是1988年的卡塔尔亚洲杯,由于柳海光留洋无法参赛,王宝山和马林搭档,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四名。
但随后两年,王宝山和中国足球一样,连遭厄运,先是世预赛上的“黑色三分钟”,然后兵败北京亚运会,皮耶蓬一剑封喉。“踢得太臭了,咱们家玻璃都被砸了。”国家队解散,王宝山回到陕西,这是妈妈见到他的第一句话。
当时,全国都在讨论,为何会输给泰国,亚运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王宝山去给少体校上课,孩子们在课堂上举手,“为什么那天输给泰国队?”
亚运会后,王宝山出国了,和天津的段举一起去了日本的乙级队大冢制药(现在的德岛漩涡),第一年就帮助球队升级,第二年,段举离开,唐尧东来了。
去日本前,辽宁队想要王宝山,但多次传闻解散的陕西队不想放,领导告诉他,别想去其他省队,但出国可以。就这样,王宝山留洋了。
事实上,北京亚运会前,有德国俱乐部找过王宝山,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能放他。
在大冢,王宝山踢了两年,当时,中国足球水平高于日本,打日本“随便两三个球”,但日本球员的自律,让王宝山“害怕”。
比如说俯卧撑,在中国是窜着数的,日本球员可能做到19不行了,“我说做不了你就别做了,他会和你急。”王宝山说;比如说跑圈,日本的会“跑吐了为止”。
“展现出很可怕的一面。”许多年后,想起那一幕,王宝山仍是忍不住慨叹。
原本,王宝山可以在日本继续踢,但1993年是全运年,陕西要求他“必须回来”。
踢完全运会,王宝山再次面临选择,当时,辽宁、深圳、八一、火车头都想要他,但最终,他选择了佛山,理由很简单,“佛山答应我退役后当教练。”
对于当教练,王宝山一直有个心结。1990年8月,中国队前往新西兰打热身赛,当时,新西兰都是业余球员,第一场打新西兰国家队前,高丰文带着球员们在驻地小区转悠,到了一个面包店,一个正打扫卫生的哥们看见他们,问是不是中国队,他们说是,这哥们一脸兴奋,“下午我们就是和你们比赛”。王宝山一脸“不屑”,他和谢育新说,“这家伙说什么呢,我们是国家队。”
赛前一看新西兰球员的热身情况,王宝山更是嗤笑,“看他们的技术多粗糙。”但比赛一打起来,中国队就懵了,被冲击得不成样子,虽然柳海光先进一球,但对方连扳两个,最终1比2输掉了比赛。
王宝山不明白,就这么输了?事实上,当时他不理解的还有,中国队每天训练差不多三个小时,但还是打不过欧洲球队——他希望到了教练层面上,可以“明白”这些事。
当时,佛山队是“民办官助”模式——1988年,佛山市30个企业联盟集资500万元,成立了佛山市发展足球基金会和佛山足球队。佛山市政府支持足球改革,经济上给政策,在政治和生活上关心运动员和教练员,甚至允许随队家属落户佛山。
和“白云模式”、“万宝模式”相比,“佛山模式”被称为“职业化的实验室”。
1995年,王宝山成为佛山主帅,开启了自己教练生涯,此后,云南、深圳、成都、重庆、江苏、北京、河南、天津等地的俱乐部,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此外,他也执教过国字号。
可惜的是,那么多年,王宝山始终和陕西无缘,只在2018年短暂出任长安竞技顾问,他曾多次表示“只要陕西足球需要我,我义不容辞”。
2022年,机会来了,他成为了陕西长安竞技的主帅。擅长保级的他,能否帮助球队圆梦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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