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在现在社会中流行一股“躺平风”。所谓的“躺平一族”,即面对生活压力、职场竞争、家庭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时,主动选择走向边缘,用消极的方式应对一切。
我们先不讨论躺平到底是对是错,单单就这样对生活消极的态度,肯定是不可取的。
然而,有不少“躺平青年”却振振有词,把魏晋的“竹林七贤”,与“田园派”代表诗人陶渊明奉为“躺平始祖”,想以此达到心灵上的某一种慰藉。
那么,著名田园诗人、文学家陶渊明,他是否如今天的“躺平青年”一样,打着归隐田园的旗号,真的就躺平不起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陶渊明是否主动躺平,与他所处的时代还有家庭背景有着直接关联。
翻开史书我们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隐士辈出。仅《陈书》的记载统计,这一时代就共有隐士89人次(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
这些隐士多隐居在幽美的山林之中(主要集中分布在寻阳、会稽、建康及其周边地区),不事生产、屡拒功名,整日醉生梦死,通过作品抒发心中情怀,尤以“竹林七贤”、陶渊明最为出名。
譬如,1600年前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至今仍是我们憧憬的乌托邦,成为中国人长久以来的精神家园,导致都市年轻人越来越向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
雨天、田地、花草等等代表着乡村气息的物件,让疲惫的年轻人找到了些许精神慰藉。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从家道中落,流落他乡,再到前后五次入仕,直至最终归于田园,其生平履历不可谓不精彩。
但是,结合时代背景,陶渊明似乎不能完全算作“主动躺平”。导致他最后弃官不做,归隐田园的诱因,无非是以下四个大方面。
一、遁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陶渊明家族的发迹,应当源于他的曾祖父陶侃。陶渊明祖父陶范受到其父亲影响,聪敏好学,最后官至太守。
然而,因受到门阀士族打压,到了陶渊明父亲那一辈家道已然中落,陶渊明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生的。
按照当时的门第标准,陶渊明只能算作寒素士人。虽有一定政治资源和家族背景,但与真正的门阀士族相比,还是不值一提。
因出生和社会环境无法选择,陶渊明长大成人后遭到社会排斥,形成了自我独立的人格。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俗”意思就是陶渊明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一来源于身份地位不匹配;二来是思想上受到儒家影响。
陶渊明仍然存有经世济民理想,这与当时清谈玄理的社会氛围形成了背道而驰的局面。
久而久之,陶渊明产生了强烈的遁世需求,最为理想的一条途径就是归隐山林。
当时的门阀控制权力,导致政治黑暗,给当时的社会造成很大灾难。仅侯景之乱,就使富庶的江南变成“千里绝烟,人迹罕至,白骨成聚如丘陇”的人间地狱。
针对诸多天灾人祸,为躲避尘嚣、安生保己,陶渊明产生归隐山间的想法,非常具有当时社会的代表性。
不仅陶渊明,大名鼎鼎的葛洪,与一大批隐士在饱尝乱政之苦或仕途不顺后,纷纷走上了归隐山林这条路。
二、起伏——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古往今来,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胄,大部分人都向往平稳的生活。
这里的“平稳”指的是家庭与工作不会出现太大波折,最好能稳中有进,人还不会太累,有充足的物质来源。
反观陶渊明,其出身虽算不上门阀,却比普通百姓强出不少。只不过,陶渊明前后五次当官,无疑表明了陶渊明的仕途不顺。
公元394年前后,29岁的陶渊明离开了田园,他终于出山当官,因“将养不得节”,担任江州祭酒。虽有些勉强,甚至感到羞耻,但挣钱嘛,必须得拉下面子。
没过多久,陶渊明就辞去了江州祭酒的职务,回到故乡南山一带继续过起田园生活。
第二次当官是在陶渊明35岁前后,有了第一次失败的入仕经历,陶渊明在家里过了6年田园生活,再次当官,顺便赚取些生活费。
这一次陶渊明成为刘裕的参军。出于对刘裕不满,还深深眷恋着田园生活,于是陶渊明再次回归山林。
回归田园整顿一番后,陶渊明似乎心有不甘,又再度出山当官,投奔了当时的风云人物桓玄。
为了能站稳脚跟,陶渊明离开故里,前往政治中心江陵。隆安五年冬,陶渊明亲生母亲孟氏病逝,他借口回家举丧,彻底离开了桓玄的军营。
第四次当官是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3月,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替他去京城递交辞职表。
他听说陶渊明是东晋名流陶侃的后人,曾是刘裕的参军,故给了他一个参军的虚衔。
陶渊明看不上这个闲职,无奈人穷志短,完成了“送信”的使命拿到报酬后,他反倒把刘敬宣给炒了鱿鱼。
第五次当官同样是在义熙元年,与第四次时隔半年时间,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
对于这次当官,陶渊明是这么说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
大意就是家里很穷,日常耕种织布,不足以一家老小生活,米缸里没有存粮,没有办法解决。亲友们都劝我去做官,我就只能到了这个县衙当一个小官。
过了没多久,陶渊明产生归乡之情。恰逢妹妹病逝,陶渊明请求辞去官职,再次归隐田园。这一去,陶渊明便再也不入官场了。
具体算算,陶渊明前后五次当官,在官场里痛苦挣扎十二年。本来愿望“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结果官场的勾心斗角让陶渊明无法适应。
加上本性热爱田园、自由,使得陶渊明义无反顾地五次当官,五次还乡,宁可穷,都要坚持自己的本心。
依我之见,陶渊明能五次出山,不完全是为了挣取生活费。
民间有句俗语,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陶渊明再怎么着是个文化人,恰逢乱世,曾有过救国救民的念头,但每次当官总是有些事情令他不如意。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陶渊明在一次次出山归隐的过程中,逐渐累积的信心被全部打散。
第五次当官经历结束后,他是彻底死心,再也不想陷入尘世,尤其是这混乱不堪的官场。
三、审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东晋之后的朝代,社会上一度流行玄学之风。
玄学是一门庄子哲学,其核心是老、庄推崇的道,基本精神就是顺应自然,返璞归真。
这种精神必然深刻影响着当时人们审美意识和形成与发展,尤其是酷爱学习的东晋隐士们。
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产生了强烈的审美需求。他们为了超脱凡尘、陶冶情性,纷纷归隐自然美的山林中。
讲得更直白点,逃离了官场生活的陶渊明感到身心畅快,他一边种着庄稼,一边欣赏这良辰美景,生命随着时间自然流淌,这一切给他带来的最真实畅快的体验。
陶渊明早已看破尘世,他活明白了,与其追逐虚无缥缈的救国救民,倒不如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正因如此,陶渊明才一口气写了五首《归田园居》,详细描写了他所见识到和脑袋里想象的田园风光,包括著名的世外桃源。
四、研学——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在农活之余,陶渊明特别喜爱读书,他曾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从读书中得到快乐,不是将其当做攫取名利的手段,这是陶渊明一生信奉的准则,也是许多东晋南朝隐士隐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的隐士潜心研究、笃学不倦,达到令世人惊叹的程度。
包括葛洪、陶弘景等追求长生之人终日隐居于山间,研究养生之法,具有强烈的研学需求。
从事研究学习、聚徒讲学需要有一个清净、自由的环境。当时的社会充满黑暗与动乱,为了便于研究讲学,他们不得不找一个清静、自由开阔的地方,满足于研究学问、追逐审美等诸多需求。
无人打扰的田园山林,便是最好的去所了。因此,研学需求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东晋南朝隐士隐居山林的一大推动力。
在东晋南朝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需求是十分复杂的。
与其说他们是主动躺平,倒不如说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选择归隐山林。在幽美的山林中寄情于山水,或研究学问,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促进了山林的文化建设。
在那样的环境与个人需求下,陶渊明屡屡入仕不顺,倒不如寻求真我,反倒是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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