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行国
顾炎武向来被视为清代考证学前驱人物,章太炎在《诸子略说》中指出“亭林研治经史最深,又讲音韵、地理之学,清人推为汉学之祖”,梁启超尝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胡适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中亦指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在这些根本工具的发达史上,顾炎武是一个开山的大师”。章、梁、胡诸人咸从考证学的角度尊仰顾炎武,并分别冠之以“汉学之祖”“清学开山之祖”“开山的大师”名号,这些添付于顾炎武身上的名号共同指向一点,即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启性人物,乃清学之祖。实际上,顾炎武本身是个遗民,对清朝而言,是个相当敏感的人物,可是正是这样一个敏感人物,竟然逐渐被塑造成了清学之祖、清学第一人,其原因何在?
顾炎武
顾炎武的“毋仕二姓”
顾炎武终其一生,皆持守“毋仕二姓”之念,坚持“尊王攘夷”,故他对入关的清人抱持一种排斥、反感的态度,我们从其诗作、书信中可以窥探出此种隐秘的情愫。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常熟,顾炎武的母亲以绝食相抗,遗命其“读书隐居,毋仕二姓”。顾氏的诗作中多有托寓“尊王攘夷”之论,流露出对清政权的不满,并试图抗争的情绪。顺治元年(1644),顾炎武在《感事》诗中云:
缟素称先帝,春秋大复雠。告天传玉岫,哭庙见诸侯。诏令屯雷动,恩波解泽流。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
顺治二年(1645)《闻诏》云:
闻道今天子,中兴自福州。二京皆望幸,四海愿同仇。灭虏须名将,尊王仗列侯。殊方传尺一,不觉泪频流。
顾氏在《感事诗》称言《春秋》大复仇之义,企图“一扫定神州”,在《闻诏》诗中称言“灭虏”“尊王”,贯穿着其《春秋》经义中的“尊王攘夷”思想,显然是为了反满抗清。
在历法上,顾炎武依旧奉明为正朔,犹然以夷狄视清。顺治六年(1649),《元日》云:
一身不自拔,竟尔堕胡尘。旦起肃衣冠,如见天颜亲。天颜不可见,臣意无由伸。伏念五年来,王塗正崩沦。东夷扰天纪,反以晦为元。我今一正之,乃见天王春。正朔虽未同,变夷有一人。岁尽积阴闭,玄云结重垠。是日始开朗,日出如车轮。天造不假夷,夷行乱三辰。人时不授夷,夷德违兆民。留此三始朝,归我中华君。愿言御六师,一扫开青旻。南郊答天意,九庙恭明禋。大雅歌文王,旧邦命已新。小臣亦何思,思我皇祖仁。卜年尚未逾,眷言待曾孙。
顾氏在诗中委婉批评清人改正朔之举,指责“东夷扰天纪,反以晦为元”,并试图正之,不采满人历法,以《春秋》“天王春”为比,从而表达“天造不假夷,夷行乱三辰”,“人时不授夷,夷德违兆民”之强烈攘夷观念。顺治十八年(1661),《元日》云“雰雪晦夷辰,丽日开华始。穷阴毕除节,复旦临初纪”,小注云“夷历元日,先大统一日”,顾炎武以“夷辰”“夷历”视清,以明朝《大统历》为正朔。
顾炎武亦在改风易俗上,对清廷的做法加以反抗。顺治六年(1649),清廷正式下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直到顺治七年(1650),顾炎武才剃发,在《流转》诗中表达其严重的抵抗:
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登高望九州,极目皆榛莽。寒潮荡落日,杂遝鱼虾舞。饥乌晚未栖,弦月阴犹吐。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雠在门户。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往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进,杖策追光武。
他虽然“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但收复中原的决心并未改变,欲建立功名,效法光武。顾炎武一生似乎皆着明朝衣冠。王筠的《顾炎武年谱校》一书之首页,附有一张顾炎武的衣冠像,首着乌纱冠,身着袍服,皆为明朝服饰,后有题曰“亭林先生中年以前小像”,王筠亦加了一番注解“盖先生不忘故君,终身如此冠服也”。
顾炎武晚年,抵死拒绝清廷的笼络,以明无仕异朝之志。康熙十年(1671),清廷开明史馆,熊赐履邀顾炎武加入,然遭其严词拒绝。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设博学鸿词科,征召海内名儒,叶方蔼与韩菼欲荐顾炎武,顾氏在给潘次耕的书信中表示“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则逃”“原一在坐与闻,都人士亦颇有传之者,耿耿此心,终始不变”。次年,叶方蔼任明史馆总裁,再招顾炎武入幕,顾氏回绝道:“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可见顾炎武不仕而朝决心之坚定。
顾炎武一再表达对清人的反感情绪,并且断然拒绝清廷的各种笼络,在其意念中始终严谨夷夏之防,自然为清廷所察觉。事实上,《日知录》中有涉“夷”“狄”违碍文字的内容在《四库全书》中皆遭到了删汰。譬如《日知录》中卷六有“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讨论夷狄问题,《四库全书》将此条删除,且未有收入存目之内,卷二十八“左衽”条,《四库全书》皆加以全删,卷二十九“徙戎”条,《四库全书》将之删除,尚留有目录,卷二十九“胡咙”“胡”两条,《四库全书》亦皆加以全删,卷二十九“夷狄”一条,《四库全书》改为“外国风俗”。不一而足,但凡直接或间接触碍的内容皆要遭到处理。四库馆臣对“夷狄”文字是十分敏感的,因“夷”“狄”文字容易引发汉人对满清作为异族的种种不利的联想,于清廷统治构成威胁,故遭到删削、改易乃平常之事。顾氏的文集还一度被列为禁书,乾隆四十三年(1778),范起凤家因收藏顾炎武的文集,而遭治罪。
《四库提要总目》对顾炎武的塑造
章、梁、胡对顾炎武描画的清学之祖的形象来源可以追朔到清初。清初学者阎若璩在《潜邱札记》中录有一段写给黄宗羲的哀辞:“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宗伯也,顾亭林处士也,及先生而三。”他又在《与戴唐器》中云“弟此等考证辨析,在古人中亦属绝学,不论今人。”“生平所心摹手追者,钱也、顾也、黄也。黄指太冲先生,顾指宁人先生。”阎若璩在学问的博精上,将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三人并称,所推崇的正是三人考证辨析的功夫,但按照阎氏所排的位次来看,钱谦益居顾炎武之前,这当然是个人一种看法。乾隆时期,官方修纂的《四库提要总目》(后省称《总目》)对顾炎武进行了评量,在评量其著《左传杜注补正》时说:“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於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总目》一样从考证学的角度盛赞顾炎武,但地位已经较阎若璩大进,一下子抬升成了“国初之最”。在评断《日知录》时,《总目》亦赞其考证的功夫:
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於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
同时批评潘耒将《日知录》视为经济之用的看法:
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除此,《总目》亦以《左传杜注补正》《日知录》为准,评定其他著作。《总目》将清人张尔岐的《蒿菴闲话》与顾炎武的《日知录》相比,盛赞《日知录》“原原本本,一事务穷其始末,一字务核其异同”,而《蒿菴闲话》“特偶有所得,随文生义,本无意于著书,谓之零玑碎璧则可,至于网罗四部,镕铸群言,则实非《日知录》之比”。在评价王道焜、赵如源同编《左传杜林合注》时,褒赞《左传杜注补正》:“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汸、明邵宝、傅逊、陆粲、国朝顾炎武、惠栋又递有所补正,而宏纲巨目,终越诸家。”评价明人傅逊的《左传注解辨误》时,《总目》云“皆驳正杜预之解,间有考证,而以意推求者多。视后来顾炎武、惠栋所订,未堪方驾”。评价清人朱鹤龄的《读左日钞》时,《总目》云“炎武《杜解补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采未及什一”,“虽瑕瑜并陈,不及顾炎武、惠栋诸家之密”。《总目》除了征引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日知录》的内容,亦引用他的音韵学、金石学、地理学等其他著作之中的内容,经、史、子、集四部各书提要中援引的顾炎武著作相当之巨,尤以经部为最。《总目》亦将明人开考据风气的方以智与清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彞尊等人并列:
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彞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遡委,词必有徵,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者矣。
从这个排序来看,亦是将顾炎武列为国初之首。要之,《总目》推重顾炎武训诂、考证的功夫,并且试图将之塑造成国初之最,这一塑造一直影响到之后的阮元。
嘉庆时,阮元纂《儒林传稿》,在《顾炎武传》中,大谈顾氏在考证方面的成绩,其中有一句评价“国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特加以注明是出自《总目》。王汎森先生在《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一文中指出,阮元加入了自己的评价,把顾炎武由“国初”的第一大儒改为“国朝”第一大儒。这无疑是进一步拔高了顾炎武的地位,此后,《国史儒林传》对此说又加以因袭。清代官修史书《清史列传》中的《顾炎武传》亦直接采用《总目》的说法,只不过将“国初”改成了“清朝”,而《清史稿》中的《顾炎武传》又改回到“清初”,其余文字皆与《总目》评断一致。更为令人玩味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从祀孔庙,群臣相议,支持者则以《国史儒林传》中对三人的赞同为依据,顾炎武于次年成功入祀孔庙,这与清初的情况竟是天渊之别。
顾炎武从一个反清的敏感人物逐渐被官方塑造成本朝的清学之祖,成为清学第一人,可见政治情势的变化,时运的交移对历史人物的微妙影响。《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历史的巨流之中,任何一个不起眼的人物,甚至如顾炎武一样“反叛”(于清初而言)的人物,都可能在时移世易之后卷起新的波澜。反过来,我们要常常警惕,在各种观念、符号构建而成的世界中,被一些习以为常的、谙熟知识所遮蔽。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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