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于期：谋反之谜与致命报复，桓崎与樊于期并非一人！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秦王赢政与樊于期之间的故事始终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谜团，充满了悬念和戏剧性。

历史记载显示，樊于期因某种罪名逃亡至燕国，并最终被荆轲所刺杀，但究竟是何罪使得他成为秦王赢政的死敌？

«——【·荆轲刺秦·】——»

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时,曾经“借"了秦选亡在燕因的罪将樊于期的首级作为给秦王赢政的进见之礼，以取信于秦王赢政。

樊于期究竟因何事得罪秦王,史无记载,于是引出一些推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认为樊于期本是秦将桓箭。

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 年),桓率军攻赵,在肥(今河北省蒿县西南)被赵将李牧所败,畏罪潜逃至燕。

持此观点的杨宽先生论据是:“《史记·李牧列传》说,这一段"大破秦军,走秦将桓。"

战国策·赵策四》误作杀秦将桓崎"。所谓"走"当是大败后畏罪迷走。《战因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称有'秦将樊于期得罪于秦王,亡于燕’。

《史记·秦始皇本纪》曾详载屡次出战秦将姓名,独不见樊于期。我们认为即是桓精,音同通假,犹如田忌或作田期、田臣思。”

这种推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初看不无道理,但细究之,并无确凿服人的证据,其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理由如下:

其一,桓箭在肥之战的存亡,尚属历史疑案，据《战国策·赵策四》中的《秦使王离攻赵》篇所载:“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桓箭。"

《史记·李牧列传》虽载李牧是役“大破秦军,走秦将桓箭”,但战国策》虽属西汉时刘向整理,相传其原系战因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

有《田策》、《田事》《《事语》《《短长》《《长书》等不同名称,基本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史记》编撰的史料之一。

因此,其记载必然较《史记》记载更接近史实,即桓箭死于是役应较为可信，此其一。

退一步来讲,至少桓箭的存亡应属历史疑案,并不能武围地认为《战国策》记载桓箭被杀为误记。

况且《史记》所谓“走"桓韵者,杨先生释"走"为大败后畏罪迷走,其实不然,古谓迷亡之事,常用“亡"字来表示,“走"者古为跑之意。

在此只能释为败走,即桓髓所率秦军败走,并无桓箭畏罪迷跑之意,否则将《战国策》所载之李牧数破走秦军"释为李牧多次大破秦军使其畏罪选走显系不通。

«——【·桓崎兵败·】——»

其二,即使桓崎兵败有罪,按照秦因法律和秦国君处理败军之将的史例,桓箭亦无必要畏罪选亡他国。

即使因兵败之事逃亡,秦王赢政亦不至于将其父母及宗族裁没，而又购其首级以金千斤、邑万户的重价。

在秦因时期,尚无一例因兵败而被处以重罪的将军,对败军之将委以重任者倒不乏见。

如秦穆公任孟明视、白己丙、西乞术三人为帅率军奔袭郑因,企图败露后,秦军归途中在觳山中晋军伏击而全军覆没。

三帅被俘,后来幸得秦穆公女即晋文公夫人所救,孟明视等三人方侥幸脱身归秦。

秦穆公不是追究败将罪贵,而是“素服郊迎"，后来孟明视仍获穆公重用,直到穆公三十六年(公元前624年)，秦穆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部,以报般之役。

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

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 247年),魏公子无忌率五国联军败秦将蒙骜于河外,但蒙骜并未因兵败获罪,仍任秦军首席大将而率大军不断向魏国进攻,直至其逝世。

若说秦王赢政对败军之将处罚严厉,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先胜后败,楚军“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李信奔还。"

“秦王赢政虽然震怒,但并未处李信败军之罪相反,秦灭楚之后,秦王赢政又任李信为王贲副将,灭掉燕、齐两因。

若说李信有追获秦王赢政仇敌燕太子丹之功,将功折罪,故获宽大,那么桓箭亦是秦国上将,战功卓著。

如其在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与王、杨端和率军攻取了赵的邺地九城,桓龄又独自率军攻取了邺(今河北省临漳县)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县)两县，最后秦军攻占了赵之河间郡。

«——【·大败赵军·】——»

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秦国委派桓精为大将率军大举攻赵平阳(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大败赵军,杀赵军十万,杀赵将启辑。

次年桓箭复率军进攻赵之平阳,攻取宜安,杀其将军,为秦夺取平阳、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西 两地，由此观之,桓为秦所立军功可谓不小。

就在此年,赵派名将李牧反攻秦军,使桓箭在肥失利，观秦王赢政对待李信的态度,可知秦王赢政的性格和为人。

桓屡任秦军主将,战功显赫,俏仅在肥之战中失利,秦王赢政肯定不会对其重罚,那么他又何必畏罪迷跑呢?

至于此役之后,各种史书不再记载桓箭之事,其原因只有一个,即肥之役桓确实兵败被杀，战国策·赵策四》并未误记，而是史记所载有误了。

其三,樊于期与桓箭并非一人，战田策》与《史记》的作者早已作了回答，战因策》既载桓箭被李牧杀之于肥,又载樊于期得罪秦王逃燕,桓箭与樊于期显然各有其人，一书所载不可能如此自相矛盾。

《史记》既载了桓龄败走之事,又载了樊于期逃燕之事,可见司马迁也将樊于期与桓箭视为两人。

至于樊于期与桓两人名字音同通假之说,第一是两人的名字字数不一,二是姓名字形相去甚远,故此说亦难服人。

言及此，樊于期与桓箭并非一人已毋庸置疑，那么樊于期究系何人?又因何罪名得罪秦王赢政而被迫逃亡?

樊于期身为将军,秦既未载之该时期出征将军名录,那么其非兵败畏罪逃亡无疑。

又因樊于期选亡后其宗皆被戳没,秦王赢政又购其首级“金千斤,邑万户"。

必欲得之而后快,对之有切齿之恨,其罪名显然不是败军逃亡之罪，而是谋反之类重罪,显然樊于期参与了秦国某一针对秦王赢政的谋反事件,而且是其骨干之一,事后出选他国。

«——【·结语·】——»

按秦王赢政之时共有两次反叛事件，一是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 年)的-是姆毒谋反,二者皆发生在樊于期自杀于燕之前。

由此可推知,樊于期极可能参与了其中一起谋反事件,对秦王赢政造成了一定伤害,其本人虽事败潜迷,但秦王赢政愤怒难息,灭其宗族,又出重赏高爵以期将其捉拿归案。

因此,樊于期与秦王赢政之仇恨不共戴天,思报无门,虽然是由于荆轲的劝说,但是为了帮助荆轲刺杀秦王赢政能够成功,他甘愿献出自己一颗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