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死战,文死谏”既是历朝历代的真龙天子对臣下的要求,当然也就天经地义成了历朝历代文臣武将们各死所死死得其所的千古宿命。老百姓朴素地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必然——
将军不离阵前死,瓦罐就得井上破。
可是,就像并不是所有的将军都必然要阵前捐躯马革裹尸一样,也不是所有的瓦罐都该在汲水的井台上粉身碎骨稀里哗啦。
另外,就算同样是破吧,这个瓦罐和那个瓦罐的破法也并不一样,更何况,它们中的许多原本是可以不破的。
就像崇祯朝那些不该死却死了的督师大帅和将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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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石万钧”的大明叛臣
洪承畴
☜一☞
现在我们该说说洪承畴了。
洪承畴是崇祯四年九月接替杨鹤出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同时还挂了个兵部右侍郎的衔。
尽管比前任总督杨鹤晚出道十好几年,尽管也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但在对待农民军的问题上,洪承畴一直是主剿不主抚的强硬派。
王嘉胤、赵四儿等当时陕西地面上最大的两股农民武装,就是先后被洪承畴剿灭的。皇上派他接替杨鹤,也正是看上他的强悍。
但你要据此认定洪承畴就是个只知打打杀杀的虬髯满面的黑脸张飞就大错特错了。
例如斩杀王嘉胤,就是洪承畴派手下布置内应,打入王部,将其灌醉后杀死的。由于整个事件看起来像是一场农民军初起时常见的内讧,因此当时一意主抚的总督杨鹤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还有外号点灯子的赵四儿,原本只是个喜欢纸上谈兵点灯熬油夜读兵书的穷书生,因遭人诬告才起来造反的。
对他洪承畴就是一路剿杀,最后趁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偷袭得手,将赤身裸体呼呼大睡的赵四儿乱刀砍死。
有粗有细,心思绵密,既精通兵书战策又谙熟人情世故,这才是洪承畴洪大督师的真实面目。
从杨鹤手里接过总督大印,洪承畴眼睁睁看着前总督被剥去官服,在锦衣卫的吆喝下上了槛车,一步步走向京城,走进大狱。
这样的开局洪承畴可不认为是什么好兆头,因此上任伊始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皇上上疏替杨鹤鸣冤叫屈。唇亡齿寒兔死狐悲,洪承畴也是心有忌惮,生怕自己日后会步其后尘。
皇上对此回答道:
“流贼肆毒,久未剿平,洪承畴从监司擢为总制,首尾在事,自难辞责。既说感恩图赎,着即鼓励勘定,以缓重地,不得仍前延玩。杨鹤自有裁夺,不必代陈。”
基督教的原罪说被皇帝用在了这里。
已经当了过河卒子,洪承畴也只有拼力向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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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点兵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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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新官上任,力求一举荡平,向崇祯皇帝请饷二十万不算,又要求截留陕西税银二十万,既为剿饷,也为劝农。
皇上照准,洪承畴开始全面出击。
崇祯五年年初,在洪承畴的亲自指挥下,有了陕西自用兵以来规模最为浩大的大小十余战,追奔近百里的“西懊大捷”——
五月,在平凉、固原一带的大山深谷,大败外号“不沾泥”的农民军张存孟部,张被杀;
六至七月,追击外号“混天猴”的张应金部于甘泉山中,至延水关黄河畔杀之;
七至八月,围击瓦解可天飞、李都司部众数千,斩可、李两人于阵前;
十月,由陕西布政使转为延绥巡抚的陈奇瑜先后剿杀一座城、薛红旗、一字王等部;
十一月,官军曹文诏追击农民军郝临庵、独行狼于耀州,两人战败后隐匿不出,被部下手刃献出首级。
围剿连连得手,但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并不以荡平陕西为满足,鉴于农民军各部已避实就虚陆续进入山西,他也准备派部入晋继续追剿。
洪承畴在陕西三边总督任上的业绩不但崇祯皇帝满意,当时的舆论也是交口称赞——
曹文诏忠勇善战,承畴则与下同甘共苦,深得士卒心。
秦督洪承畴剿御有方,每逐贼,奔驰往还数千里,母在官舍,过门不入。士卒感其义,争为效死。
一句话,在时人眼中,洪承畴有勇有谋有情有义身先士卒公而忘私堪称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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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陕西相比,山西的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原来在陕西的农民军主力(其中就有后来声名赫赫的张献忠、李自成)进入山西,这里已成了主战场。
由于职权所限,洪承畴只能隔河相望。
他看见了什么呢?
他看见大小三十六营、号称二十万之众的农民军在山西境内纵横驰骋,山西巡抚连吃败仗,受“听勘”处分,后来索性以“丁忧”为借口,撒手不管了。
他看见还有农民军越过太行山四面出击,东西南北飘忽不定,山西、河南还有河北都是狼烟四起,河南巡抚左支右绌捉襟见肘。
他也看见兵部大员纸上谈兵胡乱指挥,结果官兵处处被动处处挨打。
他还看见面对日益严重的匪情,不仅各地督抚互相推诿以邻为壑,统兵将帅也是互相掣肘互不买账。
总之,封疆大吏各自为政芥蒂甚深,就是一省之内,总督与巡抚有时也是形同水火水深火热。
眼见战火蔓延山西且殃及河南之势已渐成定局,河南的乡绅们先着了急,联名向朝廷奏请:为统一事权,请以陕西三边总督提督山西、河南军务。
兵部也认为这是一个合理化建议,向皇上提出让洪承畴驻潼关,节制三省军事,兼制晋豫二省巡抚及三省总兵。
人们普遍以为,凭洪承畴的战功、能力以及皇上对他的信任,这应该是个最恰当的任命,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皇上没有同意河南乡绅的奏请,也没批准兵部的决议,却以为各省步调不协调是因为巡抚权力不够大,于是就给他们对参将、游击以下违法者有先斩后奏之权。
头痛医脚,皇上这是怎么了?
他给出的表面理由是“剿贼抚镇专责,别设总督,反滋委卸”,但这显然是一种托词,因为不久后他就委任与洪承畴无法同日而语的陈奇瑜为五省总督。
那么皇上到底在防备什么呢?
也许,因为长城以北的形势未见乐观,他不想分散洪承畴的注意力?
还是也许,正因为洪承畴战功显赫,他不想让其大权在握功高震主?
皇上随后采取的两大对策终于让人们明白了,皇上不放心的还是自己的皇威皇权,他是要将驾驭全局、指挥战场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派出监军太监去各总兵处,理由是“剿贼诸将功罪应有监纪”,明确宣布各总兵功罪只在太监是非之间,使得本来就颐指气使的太监更加盛气凌人。
他又派出号称是御林军的京营兵出征。因为有不少皇亲国戚在里边混差领饷,所谓的御林军根本就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可皇上就是这么决定的,谁还能说什么?
由于有了这些来自天子身边的监军太监和京营御林军,打仗的事就得由他们说了算。这些没打过仗也害怕打仗的太监却又总想建立不世之功,眼看农民军大批人马已被围困于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在收受了农民军大量的贿赂后,也来了一次近乎赌博的招抚,结果形势大变,中原腹心地带大乱特乱,这就是震惊当世的渑池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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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是这么说的:
嗟乎,贼之祸深矣!自秦而晋,自晋而豫而楚,已半天下矣!亡命之徒闻风响应,将率天下而尽为流贼,尚有安治之区乎!
当了两年兵部尚书的他将自己和大明天下作了这样的比喻:
臣以庸菲之材,处骈赘之任两载,拮据缮城,积粟、制器、练兵,如贫家有升斗之储便谓可支凶岁,破落藩篱稍葺若可杜绝穿窬,而孰意遭此非常之变,奚蒂杯水之救车薪!臣不愧死,亦应愤死。然臣一身何足惜,所惜者皇上之封疆耳!此所以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一段由锥心之痛引发的泣血之诉读来能不令人动容?
其实,“不愧死,亦应愤死”的话本来应是崇祯说的,因为正是他所用非人,结果只能是自食其果!
祸不单行。
继渑池渡一年后,崇祯信任有加位高权重的五省总督陈奇瑜又酿出个车厢峡之变。
读史至此,总让人忍不住喟然而叹:都说前车之辙为后车之鉴,崇祯手下那些大僚怎么就能在同一个陷阱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呢?
招抚之不可信、招抚之不可能,差不多早已成了所有人的共识。
早在杨鹤一意主抚的时候,当时还是延绥巡抚的洪承畴就认为:
“解散安插言之甚易,行之实难。以数千之众,村落尽成丘墟,无居无食,何以度生?押回未必尽回,散又无处可散,诚是千难万难。”其实杨鹤自己也知道秦中之乱起于灾荒,即使是奉旨招安,如果不稍为赈济,结果也必然是“出之死地,终不能予以生全”;更何况杨鹤之后已经又过了几年,局面早已从当初的“因荒致盗”变为时下的“因盗致荒”!
招抚不成又剿杀不尽,面对这样的两难之境,就连崇祯自己也是首鼠两端摇摆不定。历史记载清清楚楚:车厢峡招抚之前,陈奇瑜曾上报兵部,而兵部又就此奏请过圣旨。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陈奇瑜终因玩寇纵敌被革职听勘,再次自食其果的崇祯迫不得已,宣布由洪承畴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仍兼三边总督如故。
一向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洪承畴当然知道自己此番面临的是何等形势,但也不得不强打精神赶往河南。
谁料出师不利,先是连折艾万年、曹文诏两员大将,继而又有总兵张应昌叛变,洪承畴连续遭遇滑铁卢,威望一时大跌。
屡战屡败的洪承畴后来还受到了皇上的处分,那是在农民军李自成部先河南后陕西再四川来回流动,而洪承畴又屡屡扑空,放的全是马后炮的崇祯十年底十一年初的时候。
先是言官们对洪承畴一片谴责之声。
说他“任贼纵横、养寇壑邻,溺职之罪当诛”的有;说他“饰智巧以笼物情,虚盗声而鲜实效,养寇之罪当诛”的也有。
接着是皇上连连降旨,要洪承畴回话说清楚。
洪承畴疲于奔命又百口莫辩。
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嗣昌趁着奉旨查核前线将帅功罪之际,借口洪承畴督剿不力,建议皇上削夺他的宫保尚书衔,命其以侍郎行事,并限期成功。
遭此处分的洪承畴倾全力追剿李自成、过天星等部,而把其他农民军交给当时的陕西巡抚孙传庭去对付,局面很快就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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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十面张网计划的杨嗣昌在皇上面前这样说道:
“总督洪承畴精诚劳苦,奈剿贼年久无功,臣请旨严责,渐有成效。巡抚孙传庭素知其才,因蓝田兵叛,有‘不出省城一步’之语。臣具奏谓:此可以困庸人,不可以困豪杰。今果能展布几番大杀,马首迎降,剿是真剿,抚是真抚,余寇荡平有望。而传庭用兵动支屯课,不待剿饷,尤为难得。”
崇祯大喜:
“秦中督抚近来合力歼除,不一月而完群股之贼。设使中原人人如此,同心共济,贼伏则奋勇捣剿,贼奔则迎头斫杀,彼人多而粮少,与官兵相持旬日,能不大溃走死哉!”
情况正是这样。
在洪承畴、孙传庭不遗余力的追剿下,农民军连遭挫折,几乎瓦解。
尤其是李自成,为摆脱重压,先由阳平关、白水江退往四川,依然摆不脱遭官兵围追堵截的困境,不得已尽数出川,进入陕西汉中的深山密林中。
那时的李自成极其狼狈,以至于为“防人暗害献功,夜则山林藏身,不敢入窝铺宿歇”。
不甘长久蛰伏的李自成决定从潼关突围,进入河南,与其他还没有投降的农民军汇合,不料中了洪承畴、孙传庭等人精心设计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只与刘宗敏等一十八骑逃往商雒山中。
后来就是满清再次入侵,皇上下令调洪承畴、孙传庭等率部勤王,而张献忠、李自成也再次死灰复燃,又形象地演绎了一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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