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商鞅,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秦国的强大,由他一手缔造,但他却一直在”自掘坟墓”;他创造了令山东诸国都闻之色变的”虎狼之军”,但他也死于兵败,被五马分尸;他制定了战国时最完备的秦律,培养无数兢兢业业的秦吏,但他却没有为自己留条后路,败在自己的法律上。为大秦奉献了一切的商鞅,又为何会被秦惠文王赶尽杀绝呢?
一、生于忧患,幸无昏君
秦国自西陲发迹,与当时周天子无力镇压的犬戎拼得你死我活,甚至死掉了好几任国君,才有了一块安身立命之地。纵观秦国历代国君表,不难发现:秦国只有夭折早逝的国君,几乎没有祸国败政的国君,为何?就是因为秦人一直处于战祸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亡国,因此生于忧患的道理,秦人从出生开始便知道了。
秦国的国君大都贤明,不仅审时夺度,会制定和转变国家大策,同时也发掘人才。在大秦漫长的五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国君善用人才,尤其是重用那些虽来自异国,但有真才学识的人,甚至许以高位,不看出身,比如流亡他国的由余、百里奚,都受到秦穆公的重要,在由余的帮助下,攻晋受挫的秦穆公正确调整方向,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而在”五羖大夫”百里奚的辅佐下,秦穆公对内”重施于民”,使得秦人安居乐业,外则”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秦穆公得以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二、百年盛衰,献公不屈
秦穆公时,秦国强盛一时,尽管老对手已成日薄西山之势,然而自秦康公起,共公、桓公、景公、哀公都折煞于晋国,此时的晋国竟然重新恢复活力,眼看百年基业难以维持,秦景公就算再有不甘,也只得与晋国重修”秦晋之好”,但秦因此也被晋遏制,“向东不能出崤函,争南不能及巴蜀”,好歹这时的晋国有”六卿”乱政,秦国就这样苟延残喘着,踉踉跄跄的走完了春秋之路,静静等待下一次崛起。
秦国的变强之路,除了秦孝公和商鞅之外,其实还有两个人起到了间接的作用,一个是当时的魏相李悝,一个则是孝公的父亲秦献公。”三家分晋”后,秦国的压力看似一下子变小了许多,但魏国却在魏文侯与李悝的带领下迅速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强国,不仅经常打压韩、赵,还吞并了属于秦国的河西之地。魏国的崛起与秦国的衰弱是相对的,面对魏国咄咄逼人的姿态,秦国只能一退再退,但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了。
秦国的困顿低落与魏国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极大地刺激在魏国流亡的公子连,也就是后来的秦献公。而为了能重新带领秦国走向昌盛,公子连一方面用自己”储君”的身份,与魏国高层周旋,得到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研究魏国的李悝变法,静等回国的机会。可能是老天怜悯秦国,就在公子连暗自蓄力时,秦国传来消息:秦惠公亡,即位的秦出公只有两岁,国政由其母把持,秦人苦不堪言。而此时的魏国的国君已经是魏武侯了,为了建立一个”亲魏”政府,魏武侯决定护送公子连回国夺政。
此时的公子连虽然急切想要回到秦国,但他明白,秦魏已是死敌,若答应魏武侯的护送,不仅自己无法对魏复仇,秦国也将再无出头之地,公子连不愿做有损于秦国利益的事,于是谢绝了魏国的护送,回到秦国后夺取了国君之位,并决心使秦国变强。经过一系列变法,秦国逐渐强大,尤其是秦献公十九年(前366)秦军解除韩、魏对东周王畿的威胁,得到周天子的赞赏,秦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秦人仿佛看到往昔的荣耀。而随后对魏战争中,秦军多次取胜,秦国昔日的辉煌,终于要重现了。
三、国士助秦,与之分土
尽管秦国在秦献公的带领下终于改变了国家贫弱的现象,但河西之地却一直没有夺回,秦献公抱憾而终,其子秦献公即位。秦献公与他的父亲一样,都是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而这时的秦国还不够强,百年基业,差点亡于秦简公等之手,“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为了重拾秦国霸业,逐鹿中原,秦献公发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一纸简短的文书,却代表了秦孝公的决心,也吸引了商鞅在内的”逐利”之人。
秦国用人素来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因此当商鞅向秦孝公讲述”霸道”之路时,得到秦孝公规格最高的待遇。而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商鞅,在佐政期间,商鞅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成为秦国的指导思想,同时,商鞅抱着法家”明法”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也就是说解释法律已经不再是贵族的特权了,甚至是当时还是太子的嬴驷犯法,也与庶民同罪,老师公子虔被割鼻子替罪。而商鞅的变法,简单来说就是否定了贵族的权利,压制商贾的发展,鼓励秦人耕种和作战,其中军功爵制则是打破爵位世袭的局面,让普通人都能凭借上阵杀敌成为贵族,这也使得秦军的战斗力直线上升,成为各国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军”。
在商鞅的帮助下,秦国上下”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屡败宿敌魏国的军队,秦孝公也得周显王册封,”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秦孝公也兑现自己的承诺,在收复部分河西之地后,将于、商十五邑封给商鞅,这也是”商鞅”名字的由来。
4、 孝公既没,商鞅难活
商鞅的死,其实从他入秦时便已经定下,为何?人说”狡兔三窟”,但商鞅自始至终都没有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因为他明白改革之路是艰难的,他除了能够得到秦孝公的支持外,无人再能帮助他,当秦孝公一死,就无人再能保障他的安全。
其二,对于秦惠文王而言,杀商鞅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商君之法已深入秦人之心,河西之战打出了秦人的气势,也提升了商鞅在秦人心中的地位,而嬴驷是谁?一个犯了错的太子,怎能和收复失地,结束大秦耻辱的商君相比呢?因此当嬴驷即位,秦人“只知商君而不知惠文王”,秦惠文王也是极为聪明有才的人,他杀商鞅是为了巩固自己地位,但他却没有废除商鞅变法,就可以看出:商君之法可以留,但商鞅必死无疑;
其三,商鞅变法牵动了贵族的利益,以甘龙、杜挚为首的旧贵族势力不爽他很久了,在秦孝公一死便污蔑商鞅谋反,而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商鞅的割鼻之刑使得他怀恨在心,但他看到了商鞅之法下日益强大的秦国,在双重矛盾之下他选择避世隐退,等到公子嬴驷即位后,又站出来推崇商鞅的变法。但即便如此,其他旧贵族势力早已与商鞅水火不容,因此为了向这些人妥协,秦惠文王也不得不杀了商鞅。
商鞅之死,怪不得别人,而在于他自己”咎由自取”,商鞅之死是必然,因为他一死,既可以平息旧贵族的怒火,还使得秦惠文王成功报了当年之仇,同时还避免了他功高震主,甚至取代嬴姓秦王的下场。当然秦惠文王不是傻子,相反他还是一个十分有见识才干的国君,在处死商鞅后,他继续推行商鞅变法,还顺手将甘龙等旧势力一锅端了,为大秦变法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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