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灭亡是有亡国之征的,韩非子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篇《亡征》的文章,介绍了种种可能导致亡国的特征。其中有一种亡国之征是这样的:“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意思就是处理国家大事喜欢挑选吉日良辰,敬奉鬼神,迷信卜筮,喜好祭神祀祖的,是国家将要灭亡的一个特征。
祭祀在封建时代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活动,《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和军事,否则国家会不稳定甚至灭亡。韩非子和《左传》对于祭祀鬼神的态度表面上有一些矛盾,一个认为祭祀会导致亡国,一个认为祭祀可以保证国家稳定。
韩非子说的是迷信鬼神,一切大事都求助于祭祀。祭祀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方式,在精神上控制广大民众。但统治者自己要是被祭祀给控制了,那就失去了祭祀的原本功能,给国家带来危险。孔夫子认为对于鬼神要敬而远之,要重视世俗事务的处理。
孔夫子不反对祭祀,但要控制程度。只要按规定的礼制去做就可以了,不能沉溺其中,不能过分。历朝历代对于祭祀都是有规定的,皇帝需要进行的祭祀,地方官员需要进行的祭祀,各级诸侯需要进行的祭祀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僭越,也不能忽略,这是一套严密的制度。这套制度可以保证整个社会按照一定的秩序稳定运行。
至于祭祀的本质含义,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被儒家先贤解释了。祭祀天神是向天神展示自己代天治理子民的成果。比如献上五谷,是为了说明天下五谷丰登,民众都有充足的粮食,自己没有辜负天神的信任。如果天下歉收,而献祭大量的五谷,天神是不接受的。所谓“民为神主”,重点在于民,而不在于神。
想让神来赐福或者改变国运,那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君主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向神献祭来求取力量保持国家延续是错误的。只有君主自己端正自己的行为,为民谋福,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一旦君主迷信祭祀,迷信占卜,不重视民众福祉,那就是亡国的征兆。
而宋徽宗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宋徽宗对神仙的迷信达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他自己亲自担任了神霄派的教主。为了自己的迷信,他举全国之力整理道藏,完成了《万寿道藏》的编撰;他在全国各地大建神霄宫,浪费了大量钱财,花石纲也与徽宗的迷信有关。
在徽宗的支持下,大宋兴起了一股修道的热潮,他自己也以“道君皇帝”为荣,所以许多人也都迷信道法。于是当金军兵临城下之时,大宋兵部尚书孙傅才会把希望放在了“六甲神兵”上,妄想靠神仙的力量反败为胜,消灭城下的金军。最终六甲神兵成了笑话,不但没能击退金军的进攻,还间接导致金军攻破了东京,使大宋蒙上了靖康之耻。
对于迷信神仙的力量,妄图依靠神仙的力量扭转国运,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教训。当时的虢国面临晋国的威胁,虢公不但不用心国政,还跑到莘之野侍奉神迹。献上祭品祈求神仙的护佑,当时的有识之士就认为虢国要亡国了。如此危急时刻,不去处理晋国的威胁,而求助于神仙,这就是昏聩的表现。果然虢国很快就被晋国灭亡了。
我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这样类似的事,迷信的统治者总是不断出现。记得米果2020年大选时,白宫里有一位女大师在开票时就一边抽筋儿,一边拍打桌子,并大声祈祷“胜利!胜利!”,但最终懂王还是败北,没能胜过睡王。懂王应该是相信祈祷的力量的,但最终也没有得到护佑。所以韩非子的总结很到位,“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提起“唐宋八大家”,人们脑海里浮现出的往往是享有“文起八代之衰”美誉的韩愈,是“凝炼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颖滨”的三苏,是写成千古名篇《醉翁亭记》的欧阳修……然而,在精英荟萃、群星闪耀的八大家中,还有一个人似乎并不夺目。他便是看似文不华贵、官不亨通、家道中落的“小透明”——曾巩。那么,曾巩又是如何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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