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影响力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小到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大到经济民生，思想文化等，社会的方方面面中都渗透着儒家的精神。

说起儒家，我们往往最先想到的就是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儒家圣人，这也理所应当，毕竟在我们所接受的儒家文化中，接触到最多就是他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常常忽视掉了另一位和孔子与孟子齐名的儒家大拿——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是儒家继孔孟之后的又一位代表性人物，后世尊其为儒家“后圣”。他学识渊博，曾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稷下学官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和国家智库，祭酒相当于校长）的祭酒，得到诸子百家的拥戴。晚年时著书立说，收徒授业，教导出韩非（法家集大成者）、李斯（秦朝丞相）、张苍（西汉丞相）等众多的杰出弟子。他在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后，建立起一套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把毕生的思想精髓汇编在《荀子》一书中，为日后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人相分

在先秦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天命”、“神鬼”之说盛行，普遍性认为人的命运由上天来决定。即便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儒家先贤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万物的主宰，赞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一观点。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荀子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宇宙观后，摒弃掉老庄消极无为的思想，针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进行尖锐的批判，同时大胆的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在荀子的眼中，上天是没有任何思想的，只是按照既定的“道（即自然运行的规律）”来运转的，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发生改变，政治的混乱、社会的变动以及国家的兴衰都与“天意”没有关系。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

毫无疑问，荀子的思想对于天地自然的认知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在荀子看来，与其盲目的迷信天道权威，等待上天的恩赐，不如巧妙利用天道的规律来为人服务，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强调人本身的主观性，用人力来克服天道，颇有些“人定胜天”的意味！

“化性起伪”性恶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荀子思想中最著名的就是“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截然相反，这一点也颇受后世学者的非议，更多的人愿意坚信孟子所言的性善论。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

身处在战国乱世中，荀子在人性中看到更多的是恶质，他认为人“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假如不对这种天然之性加以人为的节制和引导，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争夺、暴乱和相互残害，进而引发社会动乱，社稷崩坏。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

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根本的差别在于后天的环境对人性的影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教化，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品性的。所以要想达到儒家推崇的仁义、忠信等善的价值观，就需要人为地用礼义法度来制约人之恶性。

明礼重法

孔子的核心思想在于“仁”，孟子的主张是“义”，而荀子则提出了“礼、法”并重的政治观念。

荀子在性恶论的前提下，强调“礼”的作用是对人的恶质天性做出必要的限制和规范。但是二者之间不免矛盾冲突，所以需要由“礼”转“法”，以法的强制性来推行礼的道德性，从而维护稳定的秩序。

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

法律的一致性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礼的持守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强调礼高于法，礼为法之本，法是礼的底线。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严刑峻法，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称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

荀子顾及到了现实的利欲和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

他的思想介于儒家与法家之间，在推崇儒学的同时，重视法律的必要性，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